hello大家好，今天来给您讲解有关坛经书法，坛经白话文译文的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您，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坛经书法，坛经白话文译文
佛教经典是人们追寻真理和智慧的重要源泉，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由于佛经用古文写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可能存在困难。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佛经，现推出了“坛经书法，坛经白话文译文”。
坛经书法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将佛经中的经文用优美的字体书写下来，既展示了书法的魅力，又将佛经的智慧传递给大家。书法家们用笔墨勾勒出经文的轮廓，使之充满力量和美感。这种书法形式不仅让人们欣赏到了美妙的艺术之美，更重要的是让读者通过观赏经文书法，感受佛经的内涵和智慧。
而坛经白话文译文则是对佛经原文的现代化翻译。通过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高深的佛法理念转化为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佛经的内在思想和意义。白话文译文的出现，让佛经不再局限于专业学者的研习范围，而是能够触及到更广大的读者群体。读者们通过阅读白话文译文，可以加深对佛教智慧的理解，提升自身的修行境界。
坛经书法和坛经白话文译文相结合，将佛经的智慧与艺术完美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人们在观赏书法之美的也能够理解佛经中的深刻思想。这种方式既满足了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又满足了人们对于真理的渴望。
坛经书法和坛经白话文译文的推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更多了解佛经的途径。它们帮助人们更好地品味佛经的智慧，带领大家走向智慧的境地。在今后的阅读过程中，无论是欣赏书法还是阅读白话文译文，都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感受佛经的力量，从而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坛经书法，坛经白话文译文
齐振家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价值。他的部分作品曾以数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如《六祖坛经》等作品。
市场价格并不直接反映艺术作品的价值，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需求、收藏家的购买意愿等等。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估，需要更综合的考量。
齐振家的书法作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经文书法作品欣赏
古人写的书法作品中，有种我们现代人很难临摹的地方，我们需要从他们的作品中参透他们的书法意境。欣赏古人的书法，学习古人的书法。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人写的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古人写的书法作品欣赏 古人写的书法作品图片1 古人写的书法作品图片2 古人写的书法作品图片3 古人写的书法作品图片4 书法约言 文| 白蕉 书法这个问题，讲起来倒也是一言难尽，因为它历史长、方面多、议论杂。在往年，因为一般的需要，朋友的怂恿，我曾经计划过为初学书法者编写《书法问题十讲》，可是人事草草，未能落笔，至今方能如愿。 在准备研究书法之前，先必须弄明白什么叫书法?书法二字的界说如何?同时也因简单了解一下文字、书法的历史和发展过程。 从历史上讲,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书法。文字的演进，大别为制作与书法。六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组织所归纳的基本原则。篆、隶、分、草、行、楷的递变，为书法之演进。制作方面的属于文字学，我们现在所谈的为书法。所谓书法，就是讲文字的构造、间架、行列、点画的法度。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来往。 我国的书法,从来便称为东方的一种美术。美术是属于情感的一种艺术，能动人美感，所以称为美术。原来我国的文字是从象形蜕化而来，其初是和绘画不分的。而且一个字的写法，繁简变化不同，有像其静态的;有像其动态的。这种符号，更确切地讲是一种简化了的美术图画，不正是美而富于情感的吗?直到秦汉时代，书法的形式统一以后，绘画才成为独立的艺术。书法的结构、间架、行列、点画与所用的工具，虽然渐渐和绘画分了家，可是其中所包含的形象的美和情感的美，还是存在的。 一般的人说起书法,总是说正、草、隶、篆，要知道这个次序，是排得与书体发展的历史不相符合的。我们现在研究书法，先得要把这一点弄清楚。 虎符高三.一四厘米，长八.九厘米，相传山东省临城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符”为古代帝王调动军队之信和物。授予地方官吏或者统兵将领以兵权，既以虎符的左半授予，待要调动军队时，即派使臣持虎符的右前往驻地。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两半虎符对合，验明无误，即应发兵。虎符盛行於战国、秦、汉。此件为秦代之物。虎颈至胯间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阳陵为秦之郡名，即今陕西高陵县。此件铜质，为秦始皇授予驻守阳陵将领之虎符。此件因年代已久，对合处生锈，现左右不能分开，整体形成一艺术品。伏虎卧地，昂首前视曲尾上翘。虎符字体谨严浑厚，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第一,我们熟知我国造字的圣人是黄帝时的史官叫做仓颉,他始作书契-文字,以代替结绳(当然这绝不是他一个人所造得出的)。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变，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古文。到周宣王时的史官-史籀又作《大篆十五篇》，与仓颉的古文颇有出入，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大篆-这里所称的“作”，当然不是指创作，而是指史籀把当时流行的文字做了一番收集、整理和改良工作。那时他之所以做这种工作，大概是想整齐划一天下文字的缘故。可是那时不像交通不便，不曾能够通行，而且平王东迁，诸侯力政，七国殊轨，文字乖舛。直到秦始皇打平六国，统一天下，令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中国的文字才告统一，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小篆。可见我国的文字，自从黄帝以后，直到战国末年、秦始皇时代，这些年间所通行的文字，只有篆书。虽统称为篆书，其中大别，还分为古文、大篆、小篆三种。 第二,社会进化,人事方面也一天一天繁复起来,写篆书像描花一般,渐渐感到费事。秦始皇既统一天下，统一文字，官职的事，实在太多了，这时候有个姓程名邈的人，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之方圆，作隶书三千字，趋向简易，拿给秦始皇看，秦始皇便启用他为御史。但当时仅官司刑狱用之，其它方面还是应用小篆。直至汉朝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世称三仓，都用隶书来写，隶法从此而广。为什么叫隶书呢?原因是那时的人，因程邈所作的字是方便于徒隶的，所以叫做“隶书”;它的写法便捷，可以佐助篆书所不及，因此又叫做“佐书”;汉初萧何草律，以八体试学童，八体中隶书最切时用，所以选拔其特出的好手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因此汉人亦名隶书为“史书”。从篆到隶，这是我国书体上的一大改革。 竹简《神乌傅》作于西汉成帝永始年间(公元前16—前13年)，1993年在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出土。《神乌傅》的书体为草隶，内容是一篇基本完整的文学作品，它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生动而悲壮的故事。《神乌傅》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和书法界的极大兴趣，它给我们展现了西汉晚期隶书的真实面貌。 第三，章草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解散隶体，粗略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放，趋速急就，字字区别，实在是隶书之捷写，适应时代所需要，救隶书所不及的产物。其后百年，有杜度、崔瑗、崔实，是当时有名的精工章草的书家。到了后汉弘农张芝，因而转精其巧，面目又不同起来，即后世所称今草之祖，其草又为章草之捷。行书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作。魏初钟繇是他的弟子。讲到楷书，史称是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但这是说八分之祖，不是今日的正楷书。八分别于古隶，由于用笔有波势。今日的正楷书，在汉末已经成立，到魏晋这一个时期内，始集大成，而应用亦日广。所以书体在汉代变体最多。 所以约言起来:“自仓颉以来，字凡三变。秦结三代之局，而下开两汉。三国结秦汉之局，而下开六朝。隋结六朝之局，而下开唐宋，遂成今日之体势。” 我国书体的变迁系统表是：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看出书体变迁的顺序与相互间的关系，应把世俗所说的次序恰恰颠倒过来才对。至于当时所用工具的变迁大势是：废刀用笔(注二)，废竹用帛，废帛用纸。而促使书体变迁的动力，是社会的发展-因为人事日趋繁复而要求书法日务简便。 书法在古代为六艺之一,本来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汉代就有考试书法的制度。到了晋代、唐代，且有书学博士的专官，可见当时重视书法的一斑了。唐太宗酷嗜王羲之书，帝王书中，他是唐代首屈一指的。他常对朝臣说：“书虽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事，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明代项穆说：“资过乎学，每失颠狂;学过乎资，犹存规矩。资不可少，学乃居先。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可见书法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常言道：“字无百日功”，这话不是成功的人说的，唐徐浩已认为是“悠悠之谈”。宋代苏东坡有二句诗：“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是说胸中有学识，笔下自然不俗。可知在写字本身之外，还有别的有关联的重要事呢! 现在我和诸位一起学习书法，姑且不谈篆、隶、分、草，因为我们先要讲实用。篆、隶、分、草或者放在后面作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再讲。 讲到正、行两种书体，晋朝人算是登峰造极了，尤其是王羲之，历来被推为书圣。唐、宋以来的书法大家，都是渊源于他。 《黄庭经》，王羲之书，小楷，一百行。原本为黄素绢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此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郎之意态。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 凡求一种学问,我们都应记得古人有一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我往年常对及门诸弟子说：“假如你们欢喜我的字，就来学我，这便是没有志气。那么应该怎样才好呢?简单地说，我看你们应当先寻着我的老师，你们来做我的同学，将来的成就，也许就会比我好。自然喽，路子怎么走法，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谈一些体会，指示给你们参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诸位想吧：俗语有“青出于蓝”一句话，但是青出于蓝是何等事?怎么可以说得如此容易呢!从来学习者就不见有青出于蓝的。譬如学颜真卿、柳公权的，有见到比颜、柳好的么?学苏东坡、米襄阳的，有比苏、米好的么?学赵松雪、董其昌的，有见到比赵、董好的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其中道理。孔门弟子三千人，高足有七十二人，七十二人中，称为各得圣人之一体的有几位?在书法方面讲，唐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也仅是各得右军的一体啊!所以假使你欢喜王字的话，就应得以欧、虞、褚、薛四家为老同学，你做小弟弟，他做老大哥，老大哥来提挈小弟弟。一个人傲气不可有，志气是不可低的!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我人固然要取法乎上，但不能一蹴而就。书法讲实用，应当从楷正入手;学楷正应从隋唐人入手。为什么要从隋唐入手呢?因为隋人的楷正已有定形，唐人写字是很讲法则的，有规矩准绳可循。我们学书，需要打根底、下苦功、用长力。譬如造高房子先要打深厚的地基，房子越高，地基越要深厚。所以先学楷正，正是“先学走，慢学跑”的一个当然道理，亦是一个普及的办法。前人用兵有“稳扎稳打”的一句话，写字也应如此，才不致失败。 注一：隶书的名称，从来就很“混”，古人所谓的隶书，是说现今的楷书(王应麟说“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现今的隶书，古人叫做“八分”。但“分”的名称，又没有精确的分辨。关于“隶”和“分”的辩论文字，除《佩文斋书画谱》所已著录之外，翁方纲有一篇专论，叫做《隶八分考》。其它如刘熙载的《艺槩》及包世臣、康有为等都曾经说到过这个问题，各有主张。包氏在《历下笔谈》中所言近是，简明可取，兹录于后：“秦程邈作隶书，汉人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世所传秦汉金石，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及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晋以来，皆传中郎之法，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称真书为隶。自唐人误以八分为数字，及宋并混分隶之名。窃谓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篆减为平直;分则从隶体而出以骏发;真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相寻之故，端的可循。隶真虽未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书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 注二：近代发现甲骨文字，在甲骨上漏刻的地方，发现朱书、墨书，证明书写的工具为毛笔。又铜器铭文亦是用毛笔先写而后刻，那么可见毛笔、墨已流传于三千年前。而鲁孔庙中的石砚，认为是孔子的遗物，亦不是不可信的了。
六祖慧能的著作
六祖慧能大师并没有任何著作的。所有著作都是后人编撰而来的就是《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佛教禅宗祖师惠能说，弟子法海等集录的一部经典。
《六祖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
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师，对中国佛教以及禅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坚实的意义。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了东山法脉并建立了南宗，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他弘化于岭南，对边区以及海外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影响。
惠能不识字，是《坛经》等共传的古说。但他听经即悟，能对弘忍说“人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从《坛经》所表现的思想，他对很多大乘经都很明了。《别传》说惠能去黄梅前，曾在曹溪无尽藏尼那里学《涅槃经》，又去乐昌从智远禅师学禅，所以早有所积累了。
佛教中，也承认无基础就能顿悟的这种根性。比如阿含经和律藏中，佛的时代，能言下大悟、“如新毡易染”的证入者很多。在中国佛教，不识字但住过几年丛林禅堂的，有的也熟悉公案和经典要义。
有证据表明，惠能可能并非赤贫且目不识丁。他所成长的新州，在唐代是名宦贬谪之地。比如张柬之、杜位皆莅其地。在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便毗邻新州，商贾往来频繁。惠能之父其实出自世族大姓，其母应该也是大户。
后来唐中宗为惠能崇饰旧宅，说明也不是家徒四壁，可能有一定的产业。只是因为丧父后，孤儿寡母才逐渐贫寒，惠能长大才靠卖柴维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惠能
坛经白话文译文
六祖坛经全文及译文：
六祖感觉禅悟不彻底，于是吟出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神秀的偈意思是说：身体就是菩提树了，内心就象明镜一样清澈，要经常打扫，使自已的内心保持明净，不要沾到尘埃。这首偈语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但是六祖还是觉得不够彻底。关于《坛经》的争论
传统上，《坛经》一直被认为慧能所说、法海所记。20世纪初，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慧能的《坛经》及其弟子神会的语录，《坛经》研究有新的发展。1930年以来，胡适据敦煌文献，先后发表《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认为《坛经》的作者不是慧能而是神会。
维摩诘经书法欣赏
王维奉佛，见之于多种史料，是一个客观事实，要论王维，就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本文为王维的诗句禅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佛教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寺院经济蓬勃发展，具有不同特点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都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唐朝，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高峰，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顺应这一历史因缘，王维这位精通禅学，擅长诗歌，首创泼墨山水画，熟谙音律的艺术巨匠出现了。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字摩诘，武则天长安元年(701)诞生于今山西省祁县。其父王处廉，后迁居蒲州，遂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王维幼年聪颖过人，九岁知属辞。其弟王缙，官至丞相。王处廉去世较早。其母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成名后，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道:“故博陵县(今河北省蠡县南)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即普寂，为禅宗北派祖师神秀(约606-706)的大弟子。神秀示灭后，其法众即由普寂统领。《宋高僧传》记述:开元十三年(725)即王维二十四岁时，普寂由洛阳移居长安，“王公大人，竞来礼谒”。崔氏得拜这样一个高僧为师，守戒习禅三十多年，自然是一个颇有修养的居士了。生长在佛教气氛如此浓厚的家庭，在母亲的影响下，王维和王缙“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菇荤血。”(《旧唐书·王维传》)开元九年(721)，二十岁的王维进士及第，授官大乐丞。后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贬为济州(今山东省茌平县)司库参军。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回到长安，得到丞相张九龄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吏部朗中、给事中等官职。所以说王维青壮年时期也曾积极从政，对张九龄“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献始兴公》)的贤明政治，表示了明显的支持。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为奸相李林甫所陷害，被罢相，贬官荆州。“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独揽朝政，国事日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王维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从开元二十八年(740)起，他先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别墅，后来在蓝田西南鹿苑寺畔辋川得到唐初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遂迁于此，过着禅悦诗情的生活。正如他的《山中寄诸弟妹》一诗中所咏: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王维的诗歌，保存至今的有四百多首。虽然他的诗歌多半无法编年，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出其前后期诗风的不同。象盛唐许多诗人一样，王维青壮年时期也写了一些游侠、边塞的诗篇。如《少年行》描绘少年游侠的昂扬豪迈，《济上四贤咏》赞扬了“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肠”的成文学等四贤;他们都是“解印归田里”或“中年不得意”的有志之士。诗里有意识地把四贤正直高堂的形象和那些“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的“翩翩繁华子”作对比，指摘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深沉蕴藉，婉而多兴，风格很接近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洛阳女儿行》在华丽的词藻铺陈中流露出冷嘲，又颇似卢照邻的代表作《长安古意》。《从军行》、《燕支行》等诗豪情四溢，很有盛唐边塞诗的浪漫色彩。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写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说他:“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可知他二十多岁时即已受教于名僧。王维年近三十丧妻，由于佛教对他的影响与日俱增，故“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交游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其诗文中有名有姓的就将近三十人。从他写的《赞佛文》、《绣如意轮像赞》、《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谒璇上人》等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学，尤其是禅学，具有很深的造诣。《宋高僧传》载:“元崇以开元末年从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受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从引文我们可以窥见王维佛教生活的一斑。这位天才的诗人在禅诵之余，常以吟诗作画自娱，他的许多富有画意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旧唐书·王维传》云:“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口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乱军攻破潼关、长安，玄宗仓惶逃奔四川。五十五岁的王维追随玄宗不及，在长安被乱军所俘，囚于菩提寺，他服药佯喑。后安禄山强迫他作给事中伪官。至德二年，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郭子仪(697-781)收复长安，肃宗李亨还京，下旨凡陷贼官，一律分三等定罪。王维一度被贬官为太子中允，因曾作凝碧池诗，特宥之，后升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石丞”。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陈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此后，他更加摒弃世事，修持禅诵，勇猛精进，以求心灵的解脱。《旧唐书·王维传》叙述其晚年的生活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元(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肃宗上元二年(761)一日，忽索笔作书，与亲朋故旧诀别，安坐而逝。”印度佛教是没有禅宗这个宗派的，所以说禅宗是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它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期，始祖为印度菩提达摩，而其兴盛则肇自初唐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圆寂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为领袖，主张渐修，得到武则天的支持。长安元年(701)，武则天把九十高龄的神秀迎请到京都长安，尊为国师(见释净觉《楞伽师资记》)。神秀上殿，武则天亲自跑拜。中宗李显即位后，对神秀“尤加敬异”(见《旧唐书·神秀传》)。故禅宗北派在武则天至唐玄宗的七十年间，盛极一时，该派名僧或扬眉高殿之上，或策杖深庭之中。但此后不久，便逐渐衰歇了。禅宗南派以弘忍的得法弟子慧能(638-713)为代表，大倡“顿悟”法门，后世称为禅宗六祖，盛行于岭南一带。慧能灭度后，其弟子神会(668-760)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北上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大云寺，设无遮法会传播南宗教旨，掀起南能北秀之论争。后又于天宝八年(749)在洛阳大弘宗理。大宝十二年(753)，神会被北派僧侣排挤，黜居弋阳郡(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安史之乱起，至德二年(757)，神会应请在洛阳主持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见《宋高僧传·洛京荷泽寺神会传》)。得到肃宗李亨的信任，此后南宗弘传甚盛，成为禅宗正统。王维与禅宗南北二派都有很深的关系。前文已述，他母亲是北派首领普寂的弟子，他写过一篇《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大通禅师是神秀的赐益，大照禅师是普寂的赐谥。他又曾应南派首领神会之请，为其师慧能撰写《能禅师碑》，文中说:“谓余知道，以颂见托。”(见《全唐文》)可知他又心印曹溪。这篇《能禅师碑》是研究慧能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王维虽然信奉禅宗，但毕竟不是有一定师承关系的僧人。当京师一带北派盛行时，他自然与北派禅师密切来往;至德以后南派大弘，他又与南派禅师交游论道，不存门户之见，这是很可贵的。慧能创立的南派禅宗，主要宣扬人心是成佛的基础，要求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人虽然身处在尘世中，精神却可一尘不染而成佛。禅宗的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正如清朝诗论巨擘沈德潜所说，王维诗句多是“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在山水园生活的描绘中蕴含着禅意，用热闹的字眼透出幽静的意境，寓静于动，动中显静，以含蓄曲隐、意在言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哲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后人认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联，是最得理趣的名句。佛教认为，世间一切法皆有生、住、异、灭之迁流变化。此联正是在观赏行云流水之际，透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生生灭灭，穷尽复通的禅理。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主要表现为空寂的境界。由于他的心灵自幼浸染了佛教清净无为的色彩，所以他笔下的山水田园被描写得那么宁静安祥，澹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里弹琴长啸，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惟有皎洁的月光相伴，这是多么清静幽寂的画境!《鹿柴》一诗，也是这种心境的流露: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阒寂的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语，幽深的密林里偶尔照到青苔上的一缕夕阳，被诗人信手拈来，给我们一种远离尘嚣的无比清幽的意趣，使人回味无穷!又如《辛夷坞》云:木末芙容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鸟鸣涧》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六》中说:《辛夷坞》和《鸟鸣涧》两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尤其《辛夷坞》，更是“入禅”之作。一语中的，诚哉斯言!王维诗歌中的禅意，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如《戏赠张五弟湮》云: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佛教无我的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庄子哲学颇有一致之处，二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一联，用的是《庄子·山木》典故:“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虚白”一词，则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经典释文》:“(晋)司马(彪)云:‘室，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用以形容清净的心境。王维的另一首诗《山中示弟等》，更是将佛、道二教融合在一起，表现了无我的境界: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吾丧我”乃《庄子·齐物论》中南郭子綦的话。“广成子”则典出《庄子·在宥》，唐陆德明、成玄英等人均认为“广成子”乃老子的别号。“缘合”、“性空”均为佛学术语。《大般若经》云:“一切法，自性本空，无生无灭。缘合谓生，缘离谓灭。”《华严经》道:“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与此相类似，王维还有一首《酬黎居士淅川作》: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着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气味当共知，那能不携手!“着处是莲花”，即着意于求佛法。“变杨柳”出自《庄子·至乐篇》:“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变杨柳，体现着自然的化迁。“无心变杨柳”，意思是忘却自我，顺从自然;与“着处是莲花”正好合拍。吕澄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说:禅家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学人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他又说:“禅家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在向上一着，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泛泛地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他们所认识到的，即是人们的心地，也可称为本心。”这种追求主观精神的自由境界，在王维的诗歌中表现得很充分，如《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向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佛教世界观对王维诗歌创作影响是显著的，禅宗思想对其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是深刻的。正是由于这点，王维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在盛唐处于上升阶段的禅宗南派，提倡:“顿悟成佛”，即凭着自己的智慧，单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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