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书法

作者：乔慕玲发布:2023-11-24 09:02 阅读：19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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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书法是一种独特而古老的书法艺术形式，始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流传至今。它的特点是使用竹简作为书写媒介，结合竹简的纹理和书法的韵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下面将介绍竹简书法的写作方法。

竹简书法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写竹简书法需要的主要工具包括毛笔、砚台和墨汁。还需要一些竹简作为书写媒介。可以选择新鲜的竹竿，将其切割成长约20-30厘米的竹简。

准备好书写环境。由于竹简书法需要用到墨汁，所以书写的地方需要能够保持干燥和通风。可以选择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或是在户外书写。

开始书写。先用砚台将墨汁调和成适宜的浓度，然后把毛笔蘸上墨汁。在竹简上书写时，要注意掌握好力度和速度。力度过大可能会在竹简上刻下深深的痕迹，而力度过小则可能导致字迹不清晰。

在书写时，可以参考一些经典的书法作品，如《黄庭经》等。这些作品中的字迹流畅、简洁，能够提供很好的参考。

要注意书写的姿势。写竹简书法时，要保持身体放松，笔尖和纸面之间的角度要合适，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笔画的粗细和方向。

根据个人的书写技巧和风格，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和风格来书写竹简书法。可以选择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的字体，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创意，创作出独特的作品。

竹简书法是一种别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形式，通过使用竹简作为书写媒介，结合竹简的纹理和书法的韵律，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希望以上的介绍能够帮助到对竹简书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书写中体验到独特的艺术魅力。

竹简书法，竹简书法介绍怎么写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竹简书法作品大全

1. 造活字印书法文言文翻译或书之竹，谓之竹简，或书于缣帛，谓之帛书，厥后文籍浸广。缣贵而简重，不便于用，又为之纸，故字从巾。案前汉皇后纪已有赫*【豆虎】纸，至后汉蔡伦以木肤、麻头、敝布、渔网造纸，成为蔡伦纸。而文集资之，以为卷轴，取其易于卷舒，目之曰卷。然皆写本。学者艰于传录，故人以藏书为贵。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录梓之法，其本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然而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 2. 急求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这段的翻译有的写在竹子上叫做竹简有的写在白色的丝织品上叫做帛书丝织品太贵不方便使用到了汉代有个叫蔡伦的人使用麻破布鱼网昨原材料进行造纸而文章典籍凭着这种纸可以作为卷轴收录，以后都使用手抄的书本了，但是这种手抄本的普及也很难所以天下以藏书为贵~这种情况到了五代……………………有个官员国子监校正儒家经典刻板复印来售卖~朝廷同意了刻板印刷的方法由此而来因此天下的书本开始多了起来然而这种刻板工艺对工匠的技术要求很高费时费力所以有流传下来的书籍然而人们都怕刻板印刷的费时费力因此这些书籍不能流传在世上。 3. 活板原文翻译原文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五代时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字词注释 1.板印书籍：用雕版印刷书籍。板印，用雕版印刷。板，同“版。 2.盛为之：大规模地做这种事。之，指“板印书籍”。盛，大规模。为，做。 3.五代：指唐以后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始，才。 4.五经：儒学的经典，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汉后合称《五经》。 5.已后：即“以后”。已，同“以”。 6.典籍：泛指各种重要（文献）书籍。 7.板本：板印的本子。 8.庆历：宋仁宗年号（1041—1048）。 9.布衣：平民。这里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古代平民穿麻布衣服，所以称布衣。 10.钱唇：铜钱的边缘。 11.印：印模。 12.令坚：使坚硬。 13.和（huò）：混合。 13.以：用。 14.冒：蒙、盖。 15.范：框子。 16.持就火炀（yáng）之：把它拿到火上烤。就，靠近。炀，烤。 17.药：指上文说的松脂、蜡等物。 18.字平如砥（dǐ）：字印像磨刀石那样平。 19.止：同“只”。 20.未为简易：不能算是简便。 21.数十百千：几十乃至百、千。 22.自：别自，另外。 23.具：准备好。 24.更（gēng）互：交替、轮流。 25.以：用来。 26.以纸帖（tiě）之：用纸条给它做标记。帖，用标签标出。 27.每韵为一帖（tiě），木格贮（zhù）之：每一个韵部的字做一个标签，用木格子把它存放起来。韵，指韵部。唐宋时，人们按照诗歌押韵的规律，把汉字分为206韵，后来又合并为106韵。 28.奇（qí）字：写法特殊，或生僻、不常用的字。 29.旋：随即，很快地。 30.不以木为之者：不用木头刻活字的原因。 31.文理：纹理，质地。 32.兼：又。 33.不可取：拿不下来。 34.燔（fán）土：指火烧过的黏土字印。燔：烧。 35.讫（qì）：终了，完毕。 36.拂（fú）：擦拭，掸去。 37.殊不：一点也不。 38.群从（cóng）：堂兄弟及侄子辈。译文用雕版印刷，唐朝人还没有大规模地做这种事。五代时才开始用雕版印五经，此后，经典文献都是版印的本子。庆历年间，平民毕升又发明了活版印刷。它的办法是：用粘土来刻字模，薄得跟铜钱的边缘一样，每个字刻成一个字模，刻好以后，拿到火上去烘烤，让它变得坚硬、牢固。先准备好一块铁板，在上面用松脂、蜡混合纸灰之类的东西覆盖着。想印的时候，在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子，（然后）就密密地排满字模，排满了就算一版，（再）把它靠近火边烤，（等到）松脂和蜡稍稍熔化，就用一块平板放在版面上往下一压，字印像磨刀石那样平。如果只印两三本，还不算简便；如果印几十甚至成百上千本，那就极其快了。通常做两块铁板，这一块印刷，另一块已经另外在排字了，这一块刚刚印完，那一块已经准备好，两块交替使用，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印完。每一个字都备有几个字模，像“之”、“也”等字，每一个字都有二十多个字印，用来防备它们在一版内有重复的。不用的时候，就用纸条给它做标记，每一个韵部的字做一个标签，用木格子把它存放起来。遇到平时没有准备的生僻字，立即刻制，用草烧火烘烤，一会儿就能制成。不用木头刻活字的原因是，木的纹理疏密不匀，一沾水就会变得高低不平，再加上跟松脂等粘在一起，（卸版时）拿不下来；不像用胶泥烧制的字模，印完后再用火一烤，使药物熔化，用手一抹，字印自然就掉了下来，一点也不会被药物弄脏。毕升死后，那些字模被我的堂兄弟和侄子辈们保存着，到现在依然珍贵地收藏。 4. 是那个国家发明了金属活字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的根据是： ①元代科学家王祯（1260-1330）在《造活字印书法》（1298）中谈到：“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是我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记载。元初人所说的近世当然是宋代，说明用锡活字印书是在宋代。由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是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重大改革。 ②清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藏书纪要》（18lO）中载：“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明明确确说明宋代有铜活字本。其佐证1，明《梦林玄解》（北图藏崇祯本）转载宋孙爽的文章，文内有“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4月上浣休老人孙爽叙于园梦秘策之端”。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镌金应是镌铜，以为印《圆梦秘策》至八卷，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以铜为金”的称谓历代沿习成俗。笔者以为镌金应是镌铜的分析是正确的，理由一，景佑三年即1036年的金矿产量为1万5千两，折1千5百斤，而当年的铜产量为510万零8百斤，这样悬殊的金、铜比例，决定了北宋不可能将稀有的贵重金块用于镌刻书籍；理由二，金性柔软，不适于制作活字。而且北宋的冶炼技术达到历史高峰，用铜活字印数量庞大的著作是完全可能的。《园梦秘策》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198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340多年，甚至比同时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还要早5年。宋代铜版钞票和铜、锡书版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分析是能够成立的。在镌印《圆梦秘策》的前二年，即1034年， *** 曾下达“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辞源铜版条引）的命令。更可上溯到唐代的铜书版，宝鸡市博物馆藏有813年唐代千佛像铜铸印版。五代的铜版印本更印证了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真实性。明景泰年间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说：“晋天福（936-943）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书写。”天福铜版在宋人岳珂（1183-1234）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提到过，证明确有此事。不少史学家认为九经有40多万字，将如此浩大的工程镌刻在铜版上是不可能的，天福铜版有可能是铜活字。退一步姑且说此铜活字本为孤本，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镌铸活字体，但五代出现铜版印本，却是对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有力推动。佐证2，金皇统戊辰（1148）平阳府李稀所造千佛铜牌两旁文字为铜活字。根据是字身歪斜。笔者以为金朝的冶炼业，在造型和工艺水平上，都已超过北宋时代。宋已有铜活字本问世，那么与宋同时代的金代当然也具备了出现铜活字的技术条件。这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86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229年。佐证3，元人黄溍（1277-1357）所作《金华黄先生文集》里有一篇给智延和尚作的《北溪延公塔铭》说英宗（1320-1323）三年即1323年准备“镂铜为版”出版前朝仁宗赏赐给智延和尚的金玉佛像经卷，后又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惜英宗早逝未能实现。但说明刊印佛经的铜活字技术早在1320年以前就已存世，它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57年。以上所述的事实证明了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与非金属活字的发明处于同一时代。 5. 谁可以把这个文言文翻译一下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李严在刘备入蜀时屡建奇功，做官做到尚书令，“与诸葛亮一起接受了先主刘备的托孤遗诏，受命辅佐少主刘禅”，“官职是中都护，管理军队的内外事务”。李严派参军（官职名）狐忠（人名）、督军（官职名）成藩（人名）跟诸葛亮说“由于连天大雨，运粮不继，劝说诸葛亮撤军，诸葛亮只好退回”。李严听说诸葛亮退军，故作惊讶的样子，说“粮草很丰足，怎么就回来了”，又上表后主刘禅，说“大军是假装退兵，以作诱敌之计，和敌军交战”。（想要掩饰诸葛亮退兵的真相）诸葛亮向李严出示“前后他亲手写的奏章文书”等证据，李严“无言可对，承认错误，接受了惩罚”。此次北伐由于劳师远征，汉中没有多少人民，粮草都得从险难的蜀道运往。由于运输困难，导致“粮尽退军”。即使使用了新发明的木牛流马，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加上下雨，运粮不济，情有可原，主要责任也不在李严。可诸葛亮厉斥李严“接受了过重的恩惠，却不想着报答，没事找事，不顾危机，欺上瞒下，不能公正，引导人做坏事”，并以众将要求为理由，撤销李严一切职务，“取消了他所有的荣誉和待遇”，借用圣旨严加惩处，将李严废为平民，“把他贬到渔郡”。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蒋琬为此事后来也说“天下没有安定而杀了有智计有才能的人”，实为可惜。习凿齿（人名，东晋文史学家）也说诸葛亮“作为天下的丞相，想到得到功绩，却不能根据人的才能下达任务，根据人的能力给予责任，导致这些人犯了大错，违背了先主刘备的嘱托，包容责任的时候不公平，杀掉了有用的人材，说不上是聪明人”。李严、马谡对于蜀汉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个人对这些言论保留意见……虽然蜀汉后期人材凋零，但李严这个人实在不堪大用，不能顾全大局，私心很重，喜于争斗，性情孤傲，诸葛亮其实起初很欣赏他，他却一直心术不正。他罢职后诸葛亮还起用了他的儿子，显然并非是为了个人私心处罚他，全是他自找的。至于马谡更别提了，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这种人纵有才智，也无一用。

竹简书法介绍怎么写

下文是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试论中国书法与篆刻的关系及其文化属性》，2015年8月发表在中国篆刻杂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中国的书法与篆刻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门密不可分的姊妹艺术。清代邓石如曾提出“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即篆刻要从书法（尤其是篆书）中汲取精华和营养，离开书法，篆刻就成无本之木。若追溯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殷商甲骨文（目前考古学证明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印从书出，还是书从“印”来。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经典问题一样耐人寻味而难以断定。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在远古时代，毛笔还未诞生之前，我们的先人是用石块等为主要工具在龟甲、兽骨、石壁上记录历史的。这样的记录方式虽谈不上是篆刻，但是这种契刻形式的记录方式和之后出现的印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书法、篆刻艺术，它们最初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出现的，并不具备今天人们所赋予的艺术特征和艺术使命。通过对中国书法、篆刻的学习与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书法与篆刻在其各自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各自的载体形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以继承和弘扬, 在体现艺术美的道路上发挥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另一方面, 两者又因彼此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展现各自的艺术特征。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书法与篆刻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又因为汉字这一共同的载体而愈发凸显起来。

一、书法与篆刻都是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艺术形式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汉字的发展紧密相关,它是以汉字为载体，按照外在的形质美和内在的意蕴美法则对汉字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形式。随着篆、隶、楷、行、草五种不同书体的演变及汉字形体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书法的艺术风格趋于多元化发展。中国的篆刻艺术是以汉字古文字阶段的篆书形态为主要载体的。篆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具有极高的象形意味，形体的可塑性强，为篆刻艺术展示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提供了有力保障。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大篆是指秦始皇统一东方六国之前所有的文字形态，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石鼓文等；小篆是指秦始皇统一东方六国之后在先秦文字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文字。

古代先贤曾云:“篆印必先习篆，以求篆体之笔法，得笔法则得字法而章法随之”。“治印者必先识篆书，不然尺幅之中尚未能平稳，况方寸之间乎，其欲求妥贴者难矣”。由此可见，篆书对于篆刻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书法与篆刻的发展均与汉字的发展密不可分，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文字的发展是较为同步的，而篆刻艺术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停留在了篆书上，入印文字并未随着汉字形体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虽然篆书形态稍有调整变化，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到了隋唐、宋元官印阶段以及进入文人篆刻之后虽然有很多新的尝试，如用隶书、楷书、草书甚至是美术字等入印，但是因为这些文字象形性和形体可塑性的削弱，入印文字、边框未能进行更好的印章化处理，此种印风未能被太多的人认可和接受。但是在当代篆刻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此种印风因为它的不完美却留给后人更多的探索空间。

书法和篆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互相包容，互相影响。从刻在龟甲、兽骨及陶器上的符号、文字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吉金文字、凿刻在石头上的先秦石鼓文, 这些文字形体的演变都与刀（或者硬质器物）这一主要的“书写”工具紧密相关, 彰显了契刻文字的古朴之美。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毛笔、纸张、墨等文房用品的相继出现，书法则以多姿多彩的面貌行诸于世。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玺印的起源[1]》中进一步确认现藏于台北故宫博院的三方铜玺为“商代古玺”；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作品《尚书》中，记载着商汤给伊尹印章的事；《周礼·地官·司事》中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相关记载，可见印章的历史悠久。中国的实用印章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度，之所以会出现秦汉印风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文字形体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书法与篆刻都是由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过渡的艺术形式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最初的书法、篆刻和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书法艺术、篆刻艺术是完全不同的。文字是记载历史的工具，汉字是记录华夏民族历史的符号。“书法”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宣公二年》当中：“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当时“书法”一词的含义是指古代史官修史的原则和体例，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及的书法艺术。

书法是什么？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不同的人却又能说出自己心中的书法为何物。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许正是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方有无数人魂牵梦绕般地喜欢书法，爱书法。如果说书法就是写字的规律和方法，那么毫无疑问它是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无以伦比的实用性。如果说书法是艺术，它是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逐渐赋予其艺术特性的，其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笔墨有法、结体有形、布白合宜、神朗气清、宣情达意等诸多方面。书法的美表现为外在的形质美和内在的意蕴美两个方面。外在的形质美表现在笔、墨、纸所创造出的黑白空间中，富有律动感的线条、多变的造型结构以及形式多样的章法布白等。内在的意蕴美是通过外在的线条、结构、章法所影射出来的书家的思想情趣、文字的含义以及情感上的共鸣和升华使人通过欣赏书法而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及情感波动的。书法的美不像绘画、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那样塑造具体生动的美,它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的，而汉字又是从生活中高度抽象出来的产物，所以书法是抽象的线条和造型艺术。书法艺术所体现的美是由无数个看似矛盾的对立因素和谐地组织在一起，体现出来的对比美，如大小、方圆、长短、浓淡、干湿、虚实、相背、俯仰等等。没有对比就没有美，如何将这些对比的因素有机地和谐地组织在一起是关键，这就需要艺术家要具有高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处理手段，这是所有艺术都具备的共性。

和书法艺术相比，篆刻艺术虽然同样是以汉字（篆书）为主要载体的艺术形式，但因其以刀代笔，工具发生了变化，所以既要有笔意又要有刀趣。印章入印文字是一种通过线条、结构造型来表现的抽象艺术，充分体现出篆书文字的象形性和可塑性。古人有佩戴印章的习惯，印章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篆刻起源于印章，印章的出现还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古时的印章有官印和私印之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文字形体的制约，印章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在秦汉时期的官印、私印虽出自工匠之手，但是其艺术水准却相当高，迎来了中国印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秦汉印阶段。自商玺出现一直到元朝末年，世间所有的印章绝大多数都是由印官和工匠所铸凿、琢刻而成。相传元代赵孟頫是第一个自己设计印稿的人，王冕是第一个以花乳石为印材的人，到明代文彭、何震的出现，开始进入了文人篆刻时代。篆刻由纯粹的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发展转变。之后，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开始喜欢并深入研究篆刻艺术，从此中国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明清流派印阶段。文人雅士们开始把印章钤盖在自己的书画作品及信札上，并能够根据自己书风、画风的不同开始设计、镌刻相应的印章与之相得益彰，出现了文彭、何震、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众多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他们把中国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一个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新高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印刷、摄影、互联网等多种宣传媒介的使用推广，以及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日益繁荣，中国的篆刻艺术达到了第三个高峰——当代篆刻阶段。在这个时期，印章的实用性逐渐削弱，逐渐向纯粹的艺术性发展。除了应用于书画作品、碑版、器皿的传拓钤印方面，还有一部分就是纯粹的收藏鉴赏，逐渐演变成一种阳春白雪般的艺术形式。印章的实用价值并未完全消失，依然在签署合同、文书等重要环节发挥着作用。这种印章大多是以楷书、隶书等比较工稳、端庄文字形态入印，且多为机械刻制的工艺印章。

三、书法和篆刻艺术具有浓厚的文化性

文字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的结晶，作为以汉字为表现载体的艺术形式，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必将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这两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在书写工具、表现方法、表现内容还是创作者个人素养方面处处彰显着特有的文化特质。

（一）书写和镌刻工具

书法是以文房四宝为主要工具抒发情感的一门艺术。工具的特殊性造就了书法艺术的与众不同。笔、墨、纸、砚等充分体现工具的性能，是书法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文房四宝，书法艺术便无从谈起。笔、墨、纸、砚是中国伟大的创造和发明，每一项都彰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中国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伟大的魅力，和书写工具是密不可分的。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讲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2]。意思是说书法用笔起笔藏锋，收笔回锋，将劲力贯注在点画之中，锋毫运用体现出充足的力度，字形就会显示出绮丽的光彩。势来运笔时应当挥洒自如，不可犹豫滞止；势去收尾时也应顺其自然，避免急切阻遏。只有柔软的毛笔才能写出这奥妙无穷的书法来。奇特的笔锋构造和丰富多变的用笔方法造就了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中国墨的发明和使用对促进书法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墨色纯正，有光泽，永不退色。浓淡、干湿的墨色变化，增强了中国书法的艺术表现力。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以及造纸技术的不断改良，宣纸的发明与使用，笔情墨韵在宣纸上得到了更好地发挥与展示，使得书法艺术有了最佳的呈现形式。不同石种的发现、挖掘与使用，推动了石刻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居无石不雅”、“石不能言最可人”的中国石文化。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除了笔、墨、纸、石头，所使用的其他各种材质都有着独特的制造技术和工艺，并呈现出一定的文化意味，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表现方法

中国书法是通过笔法、墨法、章法等为表现方法的线条书写和造型艺术。不同的书体在用笔技巧上各有不同；墨法上有干、湿、浓、淡的轻重对比变化；章法布白形式多样，计白当黑变化无穷。篆刻是通过篆法、章法、刀法来表现方寸之间的万千变化的。所谓篆法是指用字要符合“六书”不用错字，且印面文字要风格协调统一，融通和谐；章法布局要疏密得当、穿插腾挪使印面文字印章化；刀法表面上看指的是用刀的方法，但它还包含着用笔的方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要刀笔相融，既有笔墨韵味又要有刀石之趣。

（三）表现内容

书法既可写在纸上, 又可以写在木头、石头、竹简、碑板等材质上，还可以先书后刻，便于流传和保存。书法的表现空间强大，同时也扩展了其表现内容的丰富性。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文学修养可以尽情挥写自己喜欢的内容。诗词歌赋、经文妙语、名言警句、散文随笔皆可作为书写内容而进行创作。而篆刻艺术就不同了，篆刻艺术是一种在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气象的艺术，印章所拥有的空间相对于书法而言是有限的，这大大限制了篆刻艺术所能表现的内容。在“凭信”这一种用途上，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一般在印章上刻的内容无外乎是人名、年号等内容。随着篆刻工具、材质的发明与拓展，印章在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上的广泛使用，所刻内容较之以前单纯的姓名、斋号等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内容，名词佳句、吉语肖形皆可入印。但是印章印面的狭小在多字印的处理上还是具有超高难度，尤其是古玺一路的写意印风，章法上难以融通，很难创作出多字印的佳作。中国的书法和篆刻，它们在表现的内容上都具有一个共性，用于艺术创作的内容大都是具有高格调的名词佳句，均表现出高超的文化内涵。

（四）创作者的品德和文化修养

纵观中国的书法史和文人篆刻史（实用印章阶段除外），凡是在史册中名垂千古的那些书家、篆刻家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化修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被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仅是因为字写得好，所撰序文言辞优美、情感酣畅淋漓，同样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颜真卿能够被后人所学习和敬仰，除艺术修为之外，与其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当代著名艺术家齐白石先生在诗书画印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但老人刻有“老夫也在皮毛类”一印自用，尽显老人低调、自谦之品格。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门姊妹艺术，缺少了品德的支撑和文化行为的滋养肯定走不远。也许有人会在某一阶段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靠着小聪明小伎俩而风光无限，但是若将其放置到艺术长河之中，若干时间后你根本就看不到他的任何影迹。

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都是以汉字为主要表现载体、由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过渡、具有浓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和智慧的结晶。篆刻艺术离不开书法的支撑和滋养，同样当今的书法艺术也离不开篆刻艺术的烘托和渲染，书法作品中的用印，已经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内容适宜、格调高古的印章会为书法作品增添色彩。参考文献：

1.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2004年7月第,6次印刷；

2.寒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8月第二版，2014年4月第4次印刷；

3. 何炳武.论书法与篆刻艺术(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6-9；[1]《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6日刊登，后收入《缀古集》第78－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7月第六次印刷，P6.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竹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震动了考古界。被历史学家、文物专家誉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与黄陂商代盘龙城、江陵西汉古尸、随州曾侯乙编钟一起，被列为湖北考古的四大发现，被列为建国50周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它面世30周年的记者来到云梦，再度叩响那扇曾经神秘的大门———古墓：埋藏稀世珍宝云梦，一个古老的名字，曾经是广阔数千里的大泽；辉煌的文明古国……数千年的岁月沧桑早已让她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废墟里却埋藏着丰富的宝藏，那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古老灿烂的楚文化、秦文化、汉文化。它给云梦这个虚渺梦幻的名字戴上了一道金子般的光环并载入史册。在云梦县博物馆，陈列着不少美轮美奂的出土文物，其中不少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还有镇馆之宝、国内罕见的陶楼。馆长杨文清向记者介绍了30年前秦简发现的经过——— 1975年11月初，肖李村农民张泽栋与同伴在云梦睡虎地修建排水渠道时发现新开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的泥土，他认为这种泥土与两年前云梦大坟头出土古墓的泥土一样，初步断定睡虎地葬有古墓，于是抡起锄头挖了几下，渠道里便现出了一角椁盖板。“这里有文物！”他们顾不得回家，飞也似地跑到县文化馆去报告。情况迅速逐级上报。接到汇报后，省博物馆专家陈振裕和陈恒树领着考古队赶到了云梦。1975年底至1976年春，湖北省地市考古工作者来到云梦楚王城西郊的睡虎地，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30米长的地段，明显地暴露着12座古墓，发掘进展顺利，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出土的器物，以漆器、木器、铜器、陶器居多。首次发掘出秦代木椁墓12座，共出土精美文物370余件。特别是其中11号秦墓地内，一具成人骨架的四周摆放着大量竹简，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骨架连同四周的竹简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县文化馆，拍照、登记、清洗，并电告国家文物局。很快，北京派来了重量级学者李学勤等人。经过20多个日夜，李学勤很快确定了这1155枚竹简的基本内容。秦简的出土，似惊雷震动了全国学术界、新闻界，从此，云梦这个名字再度蜚声中外。秦简：再现秦代社会画卷竹简即在竹片上墨书文字，用绳索将其编组而成的书。中国在没有发明纸张以前，竹片是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出土的1155枚秦简，近4万字，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早到商鞅变法，晚到秦始皇三十年。这批秦简绝大多数保存完好，整简一般长为23.1～27.8厘米，宽为0.5～0.8厘米。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清晰端秀，笔画浑厚朴拙。有的简两面均有墨书文字，但大部分只书于篾黄上。竹简系用细绳分上、中、下三道，将竹简按顺序编组成册的。这批秦简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专家研究整理，共归纳为《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为吏之道》等8种。其中一部分简文上还署有标题。主要是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还有关于医学、哲学、“五行”学说等。这些竹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云梦秦简的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历史学家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了解很少，因为秦朝统一以后所制定的很多法律都已散失，而现存的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只是不成体系的一些片段，无法了解全貌。云梦秦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云梦秦简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秦简文字书法承篆启隶，是我国最早的隶书。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到《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秦简对书籍的书写顺序和装订格式也有极大影响。没有简牍，恐怕不可能有后来的竖式书写。编绳的连接作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线装书。天地头的留空、页数字数的标明，标题、署名都为后来的版式提供了源头。由此观之，简牍的形制对后世图书出版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今天：传承过去的辉煌不论是专家，还是市民，都为湖北有这样的国宝而自豪。云梦的同志说，弘扬民族文化，就要大力宣传这些国宝，让它鞭策我们，不要躺在古代文明成果上睡大觉，从而激励我们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为后世留下历史财富。为了开发秦简这一文化资源，去年5月，云梦县委宣传部利用这一无形资产招商引资，引进本县民营资本，成立云梦泰格文化有限公司，开发并注册了达1万字的秦代竹简字库，采用现代最先进的激光工艺，开发生产“睡虎地”仿古竹简工艺品，再现中华瑰宝的无穷魅力。并于当年年底投入大批量生产，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使云梦竹简工艺饰品成为湖北文化精品。已开发生产出书法、绘画两大系列15个竹简品种，其中《秦律杂抄》获全省首届林产品博览会金奖。云梦县开发生产的“睡虎地”竹简工艺品引起文化部领导的关注。仿古竹简工艺品不仅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而且具有鉴赏、收藏价值，投放市场后，备受青睐，仅今年元至5月，就外销500多万元。北京、西安、武汉等地的旅游业主纷纷前来订购。云梦县委宣传部部长何燕说，我们不仅继承了“云梦”的美名，还有大量的实物，许许多多的珍贵文化遗产，秦代竹简就是突出的代表。我们要更充分地发掘这些财富，运用好这一张文化名片，进一步推进云梦的文化建设，争取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绩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