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两汉书法，东汉简牍墨迹，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两汉书法，东汉简牍墨迹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结晶。其中两汉时期的书法成就，以及东汉时期的简牍墨迹，更是书法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两汉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书法风格多样，充满了创新与变革。汉代书法的特点是质朴、工整而不失庄重，基调以草书为主。刘德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魏晋时期的王羲之、“兰亭集序”等作品都是其代表。这些作品在笔画的运笔力度、间架结构的安排等方面独树一帜，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发展。
而东汉时期的简牍墨迹也具有独特的魅力。东汉时期，简牍成为了当时人们记录文字的主要载体。相较于石刻和竹简，简牍的便捷性和经济性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它。简牍墨迹的特点是简练、流畅且有情感，给人一种朴实自然的美感。著名的东汉简牍作品有甘泉书屋简、夸父逐日简等。这些作品在墨色运用、字形设计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展现了东汉时期书法的独特风采。
两汉书法和东汉简牍墨迹，不仅展示了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状况，更折射出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两汉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法艺术也因此呈现出多样性和创新性。东汉时期，简牍的普及与使用，反映了社会文化向简约、实用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两汉书法和东汉简牍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独特风格和艺术价值，不仅源于当时社会的特点，更成为后世书法艺术的重要遗产。我们应当珍视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将其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的魅力。
两汉书法，东汉简牍墨迹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
在摩崖石刻中，尤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至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两汉书法的两大表现形式
两汉书法。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於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於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
汉代字
汉朝书法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起初，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
汉简用笔特点
自由。
简书在笔法上，带有篆意者沿用圆笔书写，发展到隶书时则为方笔，藏起笔锋，中锋行笔。简书中的字绝大多数是小楷，《居廷汉简》中间或也有寸方大字，但为数较少。
从随同汉简一起出土的毛笔来看，是属于狼毫小楷，弹性很大、制作精良，宜写小字。发掘中未发现写大字的笔，从简书大字分析， 一定也是用硬毫书写的，可见当时的书写工具毛笔的制作已很发达。
简书中的用笔、章法、布白也都具有独特的风韵。简书因书体庞杂，用笔也有区别。凡是古篆，用笔虽由圆转改为方折，但这承袭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还是长方形的，得其纵势。
到了汉隶、分书用笔则把某书中的圆笔变为方笔，线条开始有了粗细变化，造型改为横势，正面取势，这从用笔和形体上既可看到发展也可看出在发展中的过渡。现在我们写隶书都知道用笔上的“藏锋逆入”、“逆入平出”这一基本的用笔方法。
还有“蚕头燕尾”的笔势。这些都是规整化的隶书特点。但这些规整化的特点不是一下就形成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规律的。隶书在古隶阶段，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银雀山《孙膑兵法》、《流沙坠简》、《居延汉简》都无特定的笔法，随便自如，草率急就，各体都掺以草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简书法
东汉简牍墨迹
1，简牍帛书墨迹汉代人的日常墨迹，主要是书写在简牍和帛之上。但简帛易朽，历久难以流传，后人很难见到。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录》记载了在甘肃天都出土的汉章帝与和帝时期的木简：“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加朱字表物数，日几匹，绵几屯，钱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邵博特意把这些木法墨迹与当时流传的刻帖中的汉晋书法做了比较：“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蓄法帖中比也。”但当时能见到这些汉代简牍墨迹的人寥寥无几，大书家和鉴赏家米芾写作《书史》时，就因为见不到晋以前的墨迹，只能从西晋写起。一直到晚清，人们对汉代书法的研究都是通过碑刻、摩崖、瓦当等铭刻文字的拓本来进行，由于无缘见到汉代的墨迹，认识上有许多的偏差和局限性。1901年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我国西部探险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40余枚汉文简牍，这是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古代简牍。随后的10余年中，斯坦因探险队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了1000余枚简牍。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法国学者沙碗所公布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中所获简牍照片，以清代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简牍研究，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后，1930一1931年间，中国、瑞典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10000余枚汉简，因出土地都邻近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城，所以统称为“居延汉简”。面在建国之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出土4900多枚竹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约12万多字的帛书与610多枚简牍、1972一1974年间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20000余枚简牍、1990一1992年间在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23000余枚简牍，是其中数量较大的几次。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现代考古发掘的进行，大量汉代简牍帛书出土，简牍学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在很多方面改写了学术史。这些出土的简牍帛书的内容包括失传的经书古籍、汉代的律令条文、各级政府与军队的文书账册档案乃至汉代的辞赋文学作品等多方面，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献研究的价值。这些简牍帛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则在于使我们能真切、全面地了解汉代通行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多姿多彩的面貌与辉煌成就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属于西汉早期，是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墨迹资料。其中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图2.1)，书写年代据其文字避讳推测可能在惠帝或吕后时期，即约前194年到前180年之间。此件帛书字体属于典型的秦汉之际的古隶书，但比较秦代《睡虎地秦简》，圆包围式的篆书结构特征已经较少出现，即横、竖向线间的衔接多以方折取代圆转，字形多作方扁形；横向线间距压紧，排列整齐，同时隶书特有的波碟用笔得到突出的强调，主要长横超出结体宽度之外，用力按顿后挑出，已具备“蚕头燕尾”的雏形，而左下、右下两向斜出的笔画作非常夸张地伸展，于整体端庄严谨的格局中融人了活泼生动、舒卷自如的视觉特征。汉代成熟时期隶书的典型特征在这件帛书中已基本成形。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墓的下葬年代约在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前179一前141年)，其中出土的竹简共312枚，内容为随葬器物清单，即“遗策”(图2.2)。这批竹简的文字较之《老子乙本》，古隶中的篆书偏旁结构形态进一步解体，其突出的特征是用笔上和结构上显示出的“草体化”的倾向。《老子乙本》因为抄录的内容是传世的经书古籍，因此书写态度严谨，结构端严，点画不苟，代表着汉代规范严谨的成熟隶书的雏形。而这批《遣策》则属日常账册记录，务求急速，笔姿活泼，笔画间出现连带关系，个别偏旁结构出现省简草化的迹象，其中生发出的新理异态，则预示着汉代草书的萌芽。汉代字体的演变，就是由这正、草两体并行发展的。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强盛，因此改变了汉代开国以来对付侵扰北部边境的匈奴所采取的和亲、互市与防御的策略，在军事上主动出击，并不断取得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建起了东起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城塞，并开通玉门关、阳关外的西域，不断经营，延续到东汉，直至魏晋时期。而守戍边关的将佐兵卒，多来自内地，他们在西北边陲的敦煌、居延等地留下了大量的简牍。简牍在西北干燥的气候环境中不易朽毁，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中由考古发掘不断地出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并且时间跨度长而连续，字体演变脉络清晰，书写风格丰富多彩。我们把其中有纪年的简牍排列起来，可以看到正、草两体的不同发展方向。先看隶书正体的成熟过程。敦煌所出土的汉武帝时期《太始三年简》(前94年)，已经改变了西汉早期纵向波碟笔画舒张伸长的特征，笔画取横势为主，字形基本呈扁阔形，字中长横画表现为“蚕头燕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隶书的笔画特征已完全形成。汉宣帝《元康四年简》(前62年，图2.3)，则更进一步在用笔和结体上都表现出点画规范、吉体工稳、风格典雅的特点。而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的西汉晚期东海太守西郭宝墓中出土的《名谒》(彩图六)，其书法之成熟与精美比之于东汉灵帝、恒帝时期才在碑刻上出现的、被后人称为“八分书”的成熟、规范的隶书，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毫无逊色之处，而时间上要早出100余年。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也是在西汉时期发展成熟的。如《元康四年简》在大部分宇形作正体的情况下，最后一行“六月壬戌金关卒延寿以来”，承袭西汉在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遣策》的草体化倾向发展而来，即：一方面简化字的形体，偏旁内笔画省简不写；另一方面则是笔画间有钩环联结，正体的多个笔画被连续书写，并作一个笔画。从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来看，汉元帝时期以后，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迅速成熟起来。如《永光元年简》(前43年)，虽艺术上略显嫩稚，但绝大部分文字用草体写出，草法固定成形。而新莽时期的《王俊幕府档案简》(图2.4)是起草正式文书的底稿，已经是艺术上完全成熟的草书。汉代的草书是与隶书并行发展成熟的，点画上带有隶书的波碟用笔特征，与魏晋以后不带隶书笔意的草书不同，因此后世也把这种带有隶书一些用笔特征的草书称为“章草”。西汉时除了逐步发展成熟的隶书和草书作为日常手写体之外，篆书则因其字体更古老而带有典重的意味，在一些需要昭示重要性的场合继续使用，就如秦代时日常文书使用的是《睡虎地秦简》式的“秦隶”，而秦皇刻石记功则使用小篆体一样。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的《张掖都尉柴信》(彩图七)，是汉代高级官吏的标识，也是用于传令启闭关门的凭证。书写于红色麻织物上，是标准的小篆体，字形皆作的长方形，排列整齐，中间“都尉”二字线条繁密，字形被处理成较宽大，均化协调了各字线条所分割的内部空间，总体如同一方规整风格的汉印。汉代的篆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与秦代小篆不同的风貌。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二十三号墓出土了《张伯升枢铭》(图2.5)，枢铭的形状如幡幢旗帜，人葬之时悬系竿端，行于枢前，既入墓中，则覆盖棺上，使用柩铭既表示死者身份，同时也寄托愿死者永垂不朽的愿望。这件枢铭的篆字线条盘曲，形成装饰性，此即汉代的“缪篆”。整体生拙朴茂，不涉纤巧，并随形布势，章法上疏密对比，自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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