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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书法，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碑刻之一，也是包世臣先生的杰作。包世臣，字积德，号太白山人，是宋代著名书法家。他一生致力于书法创作，精通楷书、行书、隶书等多种书体，尤其以楷书著称。而他创作的郑文公碑，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之一。
郑文公碑是北宋时期的碑刻，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这座碑刻是为了纪念周朝的郑国公文王而建立的。碑刻高达9.5米，由七块巨大的花岗岩组成，碑文以楷书刻写，字迹端庄秀丽，气韵流畅，流传至今。
包世臣书法注重笔画的运用和结构的布局，他以律动的线条勾勒出每一个字，使得字形内外呼应，结构严谨有序。在郑文公碑中，包世臣的书法风格洗练、凝练，每个笔画都精雕细琢，将“工”字的骨架和肉体结合得恰到好处。整个碑刻体现了包世臣的笔意和艺术追求，给人以沉稳而庄重的感受。
通过包世臣的郑文公碑，我们可以看到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包世臣以脱俗的笔墨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求。他的作品凝聚了无数汗水和心血，无论是从技法上还是艺术上，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郑文公碑是包世臣艺术创作的杰作之一，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为后世书法家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底蕴和创作灵感，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卓越魅力。这座碑刻不仅是包世臣的杰作，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包世臣的书法精神，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和欣赏这样的经典碑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书法的精髓和文化的内涵，也能够激发我们对于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包世臣书法，郑文公碑
包世臣(1775～1855)，字诚伯，号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官江西新余知县，以游幕、著述为事，晚年卜居金陵。倡导碑学，其书论《艺舟双楫》流布甚广。包世臣师承大书法家邓石如，得其真传，为清朝后期碑学兴起的主将之一。其书初学唐宋，从欧虞入手后转苏董，继而致力于北碑，晚年又习二王。包世臣作书喜用侧笔，结体左高右低，以静为妍，有自家面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临十七帖册》，既有王羲之的笔意，又融进北碑的金石气，字形泼辣，极富个性。后小楷书以侧锋取势，用笔略挺而硬，有生拙之气。
包世臣简介
广艺舟双楫的作者是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是康有为写的一部书法专著，成书于1889年，是晚清最重要的书法专著，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书风。从问世的那一年起，它就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注意。
该书分叙目1篇6卷27章。卷一、卷二考究书体源头及演变；卷三、卷四论述了各朝各代碑品；卷五、卷六则介绍学术经验、用笔技巧、各种书体写法等。该书内容丰富，自有新意，成为书学一系。该书将“碑学”理论推向高潮，是古代书论向现代书法理论迈进的一次伟大尝试。康有为简介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
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弟子
艺术成就 吴载，原名廷，字载，后因避穆宗载淳讳更字让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他长期寓居扬州，以卖书画刻印为生，晚年落魄穷困，栖身寺庙借僧房鬻书，潦倒而终。吴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其行草学包世臣，篆隶及篆刻则师法邓石如。尤其是篆刻，不仅自成面目，而且进一步完善了邓派印风，后来学邓派印者，多从吴让之入手。吴载以篆书和隶书最为知名。其篆书点画舒展飘逸，结体瘦长疏朗，行笔稳健流畅。古朴虽不及邓石如，而灵动典雅似则过之，颇具妩媚优雅之趣，在晚清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来的赵之谦、吴昌硕均有影响。 生平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江苏扬州）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昌硕评曰：“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吴让之印作颇能领悟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的道理，运刀如笔，迅疾圆转，痛快淋漓，率直潇洒，方中寓圆，刚柔相济。其体势劲健，舒展飘逸，婀娜多姿，尽展自家篆书委婉流畅的风采，无论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应手，技术上已如庖丁解牛。让翁在继承邓完白的基础上有所创建，特别是那种轻松淡荡的韵味，直达书印合一的神境。吴缶老赞曰：“风韵之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一生清贫，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吴熙载工四体书。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书法功力虽深，但受邓石如和包世臣的束缚太深，未能创造自己的风格。亦善画。一生成就最大的是篆刻，篆刻得邓石如精髓，而又能上追汉印。晚年运刀更臻化境，在浙派末流习气充满印坛的当时，将皖派中的邓派推向新的境界，对清末印坛的影响很大。吴熙载一生刻印数以万计，但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甚少。吴让之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早年居住在仪征，青年时期因从事科考，每三年两考，他都要往返于仪征、泰州。吴让之最终只被录取为“生员(秀才)”，仅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但从这时起，他和当时泰州的文人雅士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建立了友谊。 中年后，吴让之长期寓居扬州。据清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在扬州时，曾住在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让之受宿迁王惜庵之托，以枣板续刻高凤翰集撰的《砚史》后半部分。此书刻成时他题有长跋，其中谈到“余于今年分典文汇阁秘书”并曾“分辑《南史》注”。扬州文汇阁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这里本是吴让之的用武之地，但为时不久，在清兵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文汇阁付之一炬。 再生人 清咸丰三年(1853年)，吴让之54岁，为避战乱，他流寓到了好友较多的泰州，其朱文印《再生人》边款云：“咸丰三年由扬避乱来海陵”。吴让之定居泰州，前后长达十数个春秋，首寓时为泰州首富的姚正镛(仲海)家。吴让之在姚家，先后为姚治印120方。吴让之在泰期间，还相继客寓岑(仲陶)、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东园)等名门，后又在刘汉臣(麓樵)家居3年之久，并曾朱书《说文》一部赠之，文末有“寄食三年，无以为报”的亲笔跋语。吴让之寓刘汉臣家不仅为其子弟课读，还为刘治印88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咸丰四年(1854年)甲寅八月，刘汉臣新居落成，吴让之特隶书长联一副：“势不因人，翁之乐者山林也；居虽近市，客亦知夫水月乎”上款题日：“麓樵以高西园先生所集联文属书泰州姜堰新居，以其文与近况有合故尔。” 品评 清同治三年(1863年)，书画篆刻家赵之谦托好友魏锡曾将自己的印蜕带到泰州给吴让之品评，赵之谦一印边跋有云：“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吴让之看后颇为感动，除对赵印作了中肯评说外，并冒酷暑即兴挥汗刻“鉴古堂”、“赵之谦”等自文四印，印作方圆相参，疏密相应，实现了轻灵古拙、浑厚平实的统一，堪为吴让之篆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 战火弥漫，故园萧寂。吴让之寄寓泰州，虽得旧友新知的同情与关怀，但伤感之情仍不时在诗文中流露。他在为杨石卿所作的《秋林诗思图》题句中写道：“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在泰州，吴让之常与当地名士墨客雅集唱和，分题拈韵，集锦作画。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晚年吴让之，已穷困潦倒般借居于泰州东坝口观音庵，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作为一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吴让之早年师从邓石如(完白山人)的学生包世臣学书，故为邓石如的再专弟子。在包世臣反对流弊较大的“馆阁体”开辟晚清一代新风中，吴让之无疑是一倾力助阵者。吴昌硕说吴让之“书画下笔谨严，风韵之古俊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治印……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乃非虚饰之言。 特色 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所重。在篆法上，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汉篆法，更因其善于“铁笔写篆”撷取金石精华，故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包世臣对吴让之也有直接影响，他继承了包氏衣钵，恪守师法而自成面目，给人以清澹甜润之感。所书小篆《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宋武帝与臧焘敕》、《三乐三忧帖》等，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互参，体势展蹙修长，有“吴带当风”之妙。吴让之隶书结体，中心紧敛而肢体舒展，颇富古意，被誉为清初以来篆隶书体创新者之一。其行书动势显著，生发了流动、通畅之气，单字虽隔，然意气绵延不断；楷书苍厚郁茂，俊逸爽劲，并掺有北碑意韵，一扫“馆阁体”纤弱之风。 吴让之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其金石篆刻。他曾自述：“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早五岁乃见 *** 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由于吴让之有10年汉印的摹习功底，加之以邓的汉篆书体为依归，使隶书笔法参之入篆，以篆书笔意引之入印，书印相参，流美生动，浑朴圆润，韵味醇厚，一洗当时印坛程式化和矫揉造作的时尚，使日趋僵化的印坛面目为之一新。他在《自评印稿题记》中阐明：“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 篆刻特点 吴让之作品选以圆朱文篆法入白文印，是吴让之篆刻的一大特点，一路横宽竖狭、略带圆转笔意的流美风格，和他的朱文印和谐统一。他擅用冲刀浅刻之术，腕虚指实，刀刃披削，其运刀如“神游太虚，若无所事”。吴让之治印广采博汲，不囿成法，在理论上他尊崇师说，但实践中他又有意和老师的风格拉开距离。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称吴让之是“善变者”，他在通力学邓后，又以自己的善变，发扬出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新境界，其晚年印作，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机杼，以其平正、淡雅、拙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印风格调。 吴让之一生治印万方，声名显卓，以致后来学“邓派”的多舍邓趋吴，除黄士陵外，吴让之对同时代的赵之谦、徐三庚，近代吴昌硕，当代韩天衡等书篆名家皆影响甚深。恰如西泠丁辅之以赵之谦笔意为诗赞日：“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包世臣的科举经历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使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从甲骨文发明以来，中国书法的字体经历了由
篆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这些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深厚传统。中国书法在古代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有丰富、完整、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很多理论著作是书法家艺术实践的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
先秦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一般认为中国书法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汉字的起源时期。原始汉字的面貌和形成时期没有确切的证据被发现，而目前发现的汉字最早的成熟形态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保留有部分象形文字色彩的汉字形态，从十九世纪末人们发现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5万片的甲骨出土。甲骨文开始成为人们艺术欣赏的对象，并从这些甲骨上发现了中国书法的元素：汉字书写的结体、布局等等。商、周两个朝代，青铜器得到普遍地使用。一些青铜器上还铭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由于铭刻有文字的青铜器的大多是钟和鼎，金文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刻于钟鼎上的文字，大多是记述当时天子、诸王侯、贵族的祭祀典礼、狩猎、征战、诏命、封赐等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一般认为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形态，较早期的金文保存了很多和甲骨文风格相近的特点，后来则渐渐拉开距离，越来越具有独立的风格特征。也有人认为金文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且它起源的时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于周朝人“事鬼敬事而远之”(《礼记·表记》)，主要用来占问鬼神的甲骨文不像商朝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导致了甲骨文的衰落和金文的盛行。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金文风格厚重雄浑、典雅壮丽，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盘》。其中《毛公鼎》对后世的书法家影响很大，清朝书法家李瑞清甚至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这句话说明《毛公鼎》被认为是学习书法的“必修课”。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体上铭刻文字开始出现，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石刻文字。石刻文字表现出了某些和金文不同的特点，但是金文和石刻文字都被归入“大篆”的范围。现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和木牍开始广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简牍的廉价，文字从此才可能开始被一般的平民所掌握。文字学习和书写的主要群体，才可能开始由掌握专门技能的人变为一般的平民。而中国书法也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生活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各诸侯国在文字、货币、度量衡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民间和官方两条路线。汉字的具体形态在从大篆向小篆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一致的过程。后来的人们就在这个时期的简牍文字中，发现了最初形态的隶书。与简牍的广泛使用相适应，毛笔也开始作为主要的直接书写工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主要的书写工具。使用毛笔书写成为中国书法的重要特点，从此中国书法的整体面貌就大致定型了。秦汉泰山封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制度差异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同文书”(《史记·李斯列传》)，即把原来各诸侯国所使用的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成为小篆。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这说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由于李斯在书法方面的名气很大，后人把小篆也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李斯一人发明的字体。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从字体风格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在秦朝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喜爱，几乎历代都有善于书写小篆的大家出现。小篆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作官用印玺的首选字体，篆刻艺术就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汉朝最通行的字体是隶书，因而“汉隶”被认为是隶书的典范。一般认为，隶书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至战国，到秦朝时已经大致成型。小篆的笔画圆转匀称，写出来很美观，但是书起来比较慢，不能够适应实际生活中快速书写的要求;而隶书简化了小篆的笔画和书写方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隶书的发明和普及，在汉字形态的发展史和中国书法史都是一项大变革，人们普遍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代的隶书从笔画和结构上，都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隶书出现之后，汉字的各种字体在整体上都和隶书相近，而与小篆及以前的字体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在隶书出现以前的时代，由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字记录的需求不足，以及书写材料的昂贵等原因，能够掌握汉字的识别和书写的人是很少的。汉字识别和书写的普及促成了隶书的出现，而隶书的使用反过来促进了汉字识别和书写。隶书是一个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字体，这种实用性使得它和以前的字体都不一样。也由于这个原因，隶书在其他字体出现后仍然没有退出日常的实用领域。现存的汉隶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书简牍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石刻有《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鲁孝王刻石》等;碑文有《石门颂》、《乙瑛碑》、《西狭颂》、《郙阁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帛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作品几乎都无法考证其作者，只有《熹平石经》据传是由东汉书法家蔡邕所书。除了主流的字体隶书之外，汉朝还出现了草书，以及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汉章帝很喜欢草书，因而这时的草书也称为“章草”。东汉末年的张芝是第一位有名字的草书大家，他把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三国魏晋到了三国、魏晋的时候，中国现在流行的大多数汉字字体都出现了。在这个时期，五种基本字体，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其中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从此以后汉字字体上的发明基本停止，中国书法开始了以书法名家和流派为主线的发展历程，也逐渐有了正式的书法理论。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欣赏书法作品的时代，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吴录》关于书法家皇象的记载：“皇象字达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这表明擅长书法已经是一项值得史书记载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法家，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被后世尊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之作。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擅长楷书，他的小楷作品《宣示表》，被后人誉为“正书之祖”。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他：“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成就最杰出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他的行书作品《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受王羲之影响，他的儿子王徽之、王玄之、王献之，孙子王淳之都擅长书法;尤其是王献之与其父齐名，两人并称“二王”。除了钟繇、王羲之父子以书法闻名的之外，还有一些当时的名士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例如东晋大臣王导、谢安、庾亮，隐士戴安道;还有出现了一位女性书法家卫夫人，她是王羲之早年的老师。在书法理论方面，钟繇的《用笔法》，卫夫人的《笔阵图》，卫恒的《四体书势》，王羲之的《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先生书诀》，索靖的《草书状》等，都是书法家从事书法实践的总结;而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则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书法家列表。人们普遍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由于魏晋时期的人们崇尚神韵、气度，后人就用“尚韵”来概括这个时期中国书法的整体风格。南北朝印刷和手写的魏体楷书：左上角为印刷字体，其余为碑刻的拓片。南北朝时期开始于公元420年南朝宋取代东晋政权，结束于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朝陈。在此之间的160多年，中国南北方各出现了相继的、或相互并立又相继的若干个政权，一直是一种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成果，继续有所发展，尤其以楷书书法的成就最高。但是南朝和北朝在风格上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由于这个时期战乱频仍，流传下来的南北朝书法作品，除了少量墨迹和写经，其余大部分都是碑刻和墓志铭。南朝书法更多继承了东晋的遗产，传世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墓志铭有《刘怀民墓志》、《吕超静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墨迹有南朝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尊体安和帖》等;写经是南朝佛教昌盛的结果，主要作品有南朝齐《佛说欢喜普贤经》，南朝梁《华严经卷》、《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北朝碑刻数量众多，其中以魏碑成就最为显著，是汉字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一。被称为“龙门四品”的《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它们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北朝的墓志铭数量更是前所未有，代表作有《元怀墓志》、《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等。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无法考证其作者，由此却可见书法艺术的繁盛。流传下来有名有姓的书法家也很多，南朝主要有羊欣、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郑道昭、赵文渊、王长孺等。这些人里面，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有名的皇帝书法家;范晔、王僧孺和萧子云是文学家，而陶弘景则是医学家。南北朝的书法直接影响了隋唐的书风，隋唐时期的书法家智永、欧阳询、虞世南直接取法于南北朝的碑刻，清朝则兴起了推崇南北朝碑刻和墓志的“碑学”流派。隋唐五代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又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一统时期，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体制度在隋唐时期正式确定下来，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文学方面，诗歌有“李杜诗篇万古传”，散文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样，主要以诗文为文字内容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众多士人的喜爱和修习。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在风格方面还有很多对南北朝书法的继承因素，但是隋朝的楷书在整体上已经逐渐趋于平正、规整，并且显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书风的气象。智永是隋朝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对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真草千字文》，不但唐朝时学习书法的人很少有不拿来临摹学习，而且现在还是人们学习楷书和草书常用的范本之一。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铭以《董美人墓志》为代表，被人们认为是上承北魏、下启唐朝的作品。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曾经用重金搜罗王书，死后还把《兰亭序》陪葬于昭陵。他的这种喜好有助于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而王羲之一派的书风能够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与李世民对王书的推崇分不开。李世民本人的书法也被后世称颂，他的行书作品《晋祠铭》是现在发现最早的行书碑刻。柳公权楷书《玄秘塔碑》拓片(局部)。唐朝在楷书方面成就最为后世推崇，“唐楷”以法度严谨的整体风貌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秦篆”、“汉隶”并列，是手书汉字形态的典范之一。唐朝擅长楷书的书法家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并称“初唐四家”，都是擅写楷书的大家。颜真卿的楷书被称为“颜体”，他之前的楷书风格大多以“瘦硬”为特点，而颜体则看来筋骨丰满，笔力雄健，他因此也被视为楷书的改革者、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师。柳公权也是一位楷书大家，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他的楷书被称为“柳体”，也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字体之一。唐朝书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也有众多书法家和作品产生。张旭和怀素人称“颠张醉素”，是唐朝最负盛名的两位草书大家，他们开创了草书中最挥洒如意的“狂草”。唐玄宗年间，张旭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李邕的行书碑刻、李阳冰的篆书碑额、孙过庭的草书《书谱》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在书法理论上，唐朝也富有成果：孙过庭的《书谱》既是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也是一部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主要阐述了书法的笔势和结体。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体现了张旭书法修养的全面性，还说明了唐代书法家在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张怀瓘是当时最博学多识的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议》、《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等，尤其《书断》是书法史上最有名的理论著作之一，主要阐述了汉字各书体的发明和演变，品评了自秦汉至当时的书法家共一百二十余人。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则是一部中国书法理论著作总集，辑录了中国自东汉至唐朝元和年间的书论法理著作三十多种。唐朝书法是晋朝以来的有一个高峰，因此后人多以“晋唐”并称，而后来学习书法的人也有很多先是从唐人入手，向颜、欧、褚、虞等人学习，然后上溯至晋人，直接取法“二王”。整体上，唐朝书法崇尚法度，对于后世学习书法的人而言一方面有规律和方法可以依据，另一方面对法度的过分强调又会抑制人们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907年-960年)。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民生凋敝，风流扫地，后来苏轼评论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五代十国的书法创作也相对冷清。大体继承了唐朝的书法风格，但是已经有所变化。代表人物杨凝式本人是唐朝的进士，在书法上早年学欧阳询、颜真卿，后来取法王羲之父子，书风由规矩变为放逸，让人耳目一新。宋朝的书法家大都对杨凝式评价很高，因此杨凝式在唐宋书风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明显。杨凝式的代表作《韭花帖》，已开宋朝书法崇尚“意趣”之先河。宋朝和辽金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混战局面。宋朝立国长达300余年(960年-1279年)，大部分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由于朝廷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军事方面，宋朝经常无法抵挡北方政权的侵扰，但是在文学、艺术、科技和哲学思想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朝初期，持续战争对民生造成破坏余绪未平，宋太祖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虽然在大臣的建议下，实行重视文官治国的制度，但是文艺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文学家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相继出现，被后人合称为“宋四家”，宋朝书法一时变得光辉灿烂。面对唐朝的书法成就，宋朝的书法家有所变革和突破。苏轼总结自己的书法特点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与唐朝书法崇尚法度的做法相反，信手而来，追求个人的自由创造。黄庭坚早年学习周越，俗气未脱，后来师从苏轼，“乃得古人笔意”，擅长行书和草书，和苏轼齐名。米芾在继承传统上用的功夫最深，自称他的书法是“集古字”。他先是遍习唐朝颜、柳、欧、褚诸家，后来接受苏轼的建议，开始学习晋朝人的书法。这种转益多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的书法是传统的法度与自己的个性兼备，因此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蔡襄的书法由于恪守晋唐法度而显得创新意识不足，但是他辈分最长，书法成就全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关键人物。“宋四家”之外，宋朝的许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长书法。例如欧阳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秦桧、岳飞、范成大、陆游、张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的楷书瘦直挺拔，自成一体，被后人称作“瘦金体”。赵佶“瘦金体”楷书作品《秾芳诗帖》。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了晋、唐的高峰在前头，宋人面临着丰富的书法作品遗产要整理和继承，而他们在这方面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刻录于公元92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的《淳化阁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法帖总集，被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帖》收录了从三代到唐朝一百多位书法家的四百余幅作品，原刻本深藏于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家，后来以翻刻本的形式流入民间，并且引起其他书法丛帖的大量出现，对后世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淳化阁帖》为滥觞的各种法帖，就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这种“帖学”独大的局面直到清朝“碑学”兴起才被打破。辽、西夏和金都是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的前身契丹建国时间还在北宋之前，而金和西夏的立国则都早于南宋。这些政权和汉族的宋朝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在文化方面都受到汉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辽朝的契丹文是参照汉字创制的，但是只通行于契丹族人中，而且辽朝统治阶层的人大多通晓汉文，所以汉字文化也在辽朝受到推崇，不过辽朝并没有出名的书法家和作品流传下来。西夏和金的情形和辽朝相似，由于他们的文字都只通行于本民族中间，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灭亡之后，其民族文字逐渐变得无人使用，遑论文化的传承。元朝和明朝300px-Zhaomengfu_Xingshu.jpg蒙古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于公元1279年消灭了南宋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统一中国。元朝在军事上的强大，使得它拥有广阔的疆域，然而能够排除外患的干扰，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元朝在其统治初期就恢复了科举制度，尊崇属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在元朝实行的种族制度下，一般汉族人却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很多汉族的士人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潜心于书画等技艺;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受他们影响，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元朝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是赵孟頫，他出身于赵宋宗室，却在元朝出仕。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成就非常全面，篆隶真行草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楷书，风格典雅秀美，人称“赵体”，与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欧阳询的“欧体”齐名，至今仍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典范之一。赵孟頫行书自作七绝诗。其辞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子昂为中庭老书。赵孟頫主张学习书法应广泛汲取古人的长处，在他的影响之下，元朝的士人学习书法多以“复古”为尚：一方面，元朝的书法家以晋、唐人的作品为榜样，重视书法基本功的训练，与宋人作书崇尚“意造”的旨趣大异;另一方面，和赵孟頫本人的成就相似，元朝的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朝的多样性，不但行书、草书出现了成就很高的书法家，楷书的成就也高于宋朝，更难得的是，像章草这种几乎绝迹的古书体也有书法家下功夫研习，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赵孟頫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除去赵孟頫的自谦，也可见鲜于枢草书成就之高。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頫，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秋天，明朝将领徐达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明朝初年，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民生得以好转。不久，便恢复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后来更要求科举考试必须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八股取士的做法不但对文章的格式规范有特定的要求，而且对书写文章所用字体的风格也有明确导向，也就是倡导“台阁体”。台阁体并不是以某个书法家的作品为范本，而是明朝官方所提倡的书法风格，即一种端庄雍容、规范整齐的风格。由于科举是普通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写八股文、练台阁体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倡导台阁体的结果，就是造成书法风格的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受此影响，明初书法除了擅长章草的宋克等少数书法家之外，整体水准不高，能够代表明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还没有出现。明朝中期，以吴中四家——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和王宠——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书法成就。祝允明、文征明和唐寅都是当时的才子，以诗文名动天下，而文、唐二人在绘画上也是当世巨擘，王宠则擅长篆刻。这些人艺术修养全面，书法风格方面追求个性，与仕途必修的台阁体书风截然不同。祝允明的草书成就最高，清朝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评价他：“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丰致萧远，庶几媲美褚公。”文征明小楷名动海内，代表作《千字文》被认为可比肩王羲之《圣教序》。唐寅书名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但笔力稍弱。王宠晚年书法大巧若拙，自成一格。他们学习书法多从近朝书法家入手，向赵孟頫、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学习，然后循唐代大家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而上，最后取法二王、钟繇，而且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由近而远的师法路径，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效仿。董其昌用行草书写的杜甫诗歌。晚明书风又有所变化，倡导个性的发扬，最著名的是“南董北王”。“董”即董其昌，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仕途亨通，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董其昌艺术修养非常全面，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成就，并擅长书画鉴定和收藏，且精通禅理。他的书法综合了前朝历代各家风格而能自成一路，其书风飘逸空灵，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变化多端，被认为是“集古法之大成”。清代初期康熙、乾隆两朝皇帝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书法，使得当时追逐功名的学子大多学董书以求仕。“王”即王铎，又称“神笔王铎”。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其狂草以势取胜，与魏晋风度大不同。王铎在明亡后出仕清廷，所以世人对其人品多有贬抑，但他的书法在日本受到极度推崇，以致有“后王胜先王”(王铎胜过王羲之)之说。书法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文人学士遭遇仕途不顺，或本来就不愿出仕，转而醉心书画等艺术，有的甚至以卖书鬻画为生。他们多从学习前代大家的作品开始，到后来则形成自家的风格，各人都能依据其性格偏好，发扬个性。到明末，以董其昌为代表，这种发展路径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直至清代碑学兴起。清朝和民国明末清初，很多书法家慢慢放弃学习晋唐的帖本风格，反而学习更古老的汉朝碑刻的隶书体。汉隶碑刻属于左规右矩，法度森严一派，为官定的标准书体。
清初著名的书法家有金农。他原名司农，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虽然金农以卖书画为业，名噪江南，但亦善于书法，他的隶书古拙厚重，楷书自创格调，自称“漆书”。他的代表作有《隶书诗》。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属兴化县人，他有诗、书、画三绝，“扬州八怪”之一的。他十分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用诗文为画点题，并穿插于画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郑簠，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主攻诗词，擅书法，精篆刻，临汉碑三十余年，博采汉碑各体之长，成了清代隶书名家。
清代的方朔在《枕经台题跋.曹仕碑跋》“ 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 ”到了清代中期，书法受到考据学的影响，书法家追求年代更久远的篆书。于是篆、隶书体得以复兴，而书法家更利用篆、隶书法的线条趣味来写楷书或行书，这种新的书法风气，被称为“碑学”。.......
郑文公碑
石碑的由来和赞誉
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简称“郑文公碑”或“郑羲碑”。系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于公元511年（永平四年）为其父郑羲所立。其内容记述郑羲生平事迹，文多谀词且有失实。但其书法，结字宽博，笔力雄强，自清代中叶以来即为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所推重。
前后两块石碑的由来和保存情况
《郑文公碑》上下两碑，碑文大体相同。郑道昭先于天柱山刻出《郑文公之碑》（碑身由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竖式，无碑额，属摩崖类刻石。）后，发现掖县云峰山之东的寒洞山石质较佳，又再重刻，正书额题“荧阳郑文公下碑”七字。为区别二碑，称天柱山之碑为“上碑”，云峰山为“下碑”。 天柱山“上碑”，书风、内容与云峰山《郑文公下碑》相同，唯字数较少。字体略小于下碑，文字磨灭较甚。据方若《校碑随笔》载，碑文为20行，行50字，总计约1000字。下碑近年文物部门已筑亭保护。碑身高约 3米，宽 3米有余。字体较上碑略大，文字完好，几乎没有泐损。碑后有宋人秦岘等人于宋政和三年(1113)的观后题款 4行23字。二碑碑额正书2行7字“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首题“魏故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无撰书人姓名，但其内容为郑道昭赞颂其父郑羲之文，而且字体与郑道昭在云峰、天柱等山题诗、题名的风格如出一手，所以一般学者均认为该碑是郑道昭所书。 碑文内容是记述郑羲的生平事迹。郑羲为郑道昭之父，久官光州(掖县、平度均其所属)，死后归葬老家荧阳（河南荥阳）。其故吏程天赐等为纪念他的政绩，故有此刻。
碑铭文内容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草。
公讳羲，字幼麟，司州荧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1)。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2)之作，诵乎奕世，降逮于汉，郑君当时(3)，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4)，创解诂以开经义，迹刊图史、美灼二书。德音云翻，硕响长烈。扬州(5)以十策匡时，司空豫州(6)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晋弗竟，君道陵夷，聪曜虔刘(7)，避地冀方。隐括求全，静居自逸。属石氏勃兴，拨乱起正。徵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按魏书本传当为煜），仁结义徒，绩著寜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千载，联光百世。自非积德累仁，庆届无穷，其熟能传辉踵美，致如此之远哉？可谓身没而名不朽者也。公禀三灵(8)之淑气，应五百之恒期(9)，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慎言愍行。六籍孔精(10)，百氏备究。八素(索)九丘(11)，靡不昭达。至乎人伦礼式，阴阳律历，尤所留心。然高直沉默，耻为倾侧之行；不与俗和，绝于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东里子产(12)之为人，自以为博物不如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和平中，举秀才，答策高弟，擢补中书博士，弥以方正自居，虽才望称官，而乃历载不迁，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数卷（碑文作古写），莫不玄契圣理，超异恒懦。又作《孔颜诔》、《灵岩颂》及诸赋咏诏策，辞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见陟，迁中书侍郎，又假员外散骑常侍。阳武子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曰：“哀楚有馀，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矣，而能久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公长子懿、邕（雍）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明，才冠秘颖。研图注篆，超侍紫幄。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13)。后年不盈纪，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督齐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齐州刺史。道昭，秘书丞，中书侍郎，司徒谘议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督光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先时假公太常卿，荧阳侯，诣长安拜燕宣王庙。还，解太常，其给事中，中书令，侯如故。纵容凤闱，动斯可则。冠婚丧祭之礼，书疏报问之式之制矣，民行矣，虽位未槐鼎（14）而仁重有馀太和初除使持节安东将军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 严之治穆如清风桑有敬让之高朝市无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专於鲁矣。太和中，徵秘书监。春秋六十有七，寝疾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长没。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15)，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太牢(16)，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归葬乎荧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於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稽览前徽，有贤有圣，靡弗应时。繇实契姒，旦亦协姬，於穆郑公，诞应期。伊昔桓武，并美司徒；恭维我君，世监秘书。三坟克阐，五典允敷(17)，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德秀时哲，望高世族。灼灼独明，亭亭孤 。式胄三雍(18)，邹风(19)再烛。作岳河兖，泽移草木。庆灵长发,继叶传光。君既挺发，胤亦含章。文义袭轨，朱绂相望。刊石铭德，与日永扬。
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此刊之。
铭文注释
(1)胙母弟以命氏——胙，赐。《左传鲁隐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周宣王封弟姬友于郑，及韩灭郑，子孙以国为氏。
(2)缁衣——《诗·郑风》篇名，《诗序》谓此诗赞美郑桓公，武公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一说是赞美武公好贤之诗。
(3)郑君当时——郑当时为幽公八世孙，是荧阳郑氏的实际祖先。
(4)大夫司农——郑当时后八传至东汉。大夫郑兴，兴生子郑众，众建初中为大司农。传其父《左传》之学，并通《易》、《诗》，世称“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
(5)扬州——此处指郑太(通作泰)字公业，众曾孙，少有才略，广交豪杰，与何、荀攸共谋杀董卓，事泄，脱身东归，术以为扬州刺史。
(6)司空豫州——指郑袤，郑太之子，字林叔。晋武帝时晋爵密陵侯，拜司空，固辞，以侯就第卒，谥元。
(7)陵夷、虔刘——陵夷，哀微意。虔刘，残杀意。这两句的意思是帝王之道日益衰微，聪慧之士多被残杀。
(8)三灵——此处指日、月、星。
(9)五百之恒期——《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尽心下》曰：“由尧至于汤，五百年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10)六籍孔精——六籍同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孔，甚也。
(11)八索九丘——相传为古代书名。《左传》昭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疏引孔安国《尚书序》：“八索乃八卦之说，九丘为九州之志。”后代学者有许多不同说法，但都无实据。
(12)晏平仲、东里子产——晏平仲，名婴，春秋时齐国人。继其父桓子为齐卿，后相景公，以节简力行，名显诸侯。东里，地名。在河南新郑县故城内，春秋郑国大夫子产居此。《论语·宪向》：“东里，子产润色之。”
(13)三陈——当指东汉，陈及子纪、谌，桓帝时为太丘长，以平正名闻乡里，里人有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子纪、元方、谌、季方并有高名。
(14)槐鼎——周时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面三槐为三公之位;鼎有三足，故槐鼎具以比喻三公之位。
(15)——(音fenɡ，音suì)向死者赠衣被。
(16)太牢——祭祀时并用牛、羊、豕三牲叫太牢。
(17)三坟、五典——传说为古书名，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为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之书。皆无实据。
(18)三雍——辟雍、明堂、灵台合称三雍。为天子举行典礼祭祀的场所。
(19)邹风——《列子·汤问》：“微矣子之弹也，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无以加之。”注：“此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唐罗隐诗云：“邹律有风吹不变，郄技无分住应难。” 在山东省掖县东南15里路左右，有一座山叫云峰山。沿山麓到极顶，共有30处摩崖刻石，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云峰刻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北魏的《郑文公碑》。此碑刻于永平四年，郑道昭书。分“上碑”、“下碑”两件，内容、书体大致相同。“上碑”在山东平度县天柱山，字小而漫漶；“下碑”在云峰山阴，字大而清晰，故研习者多取下碑。下碑额题“荥阳郑文公之碑”七字，楷书51行，每行29字，刻在一块高265厘米、宽367厘米的巨石上。
郑道昭（455年—516年），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人，著名书法家，魏碑体鼻祖，曾任光州（今山东省莱州市）刺史。少而好学，博览群书。魏孝文帝时始为官，历任秘书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中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秘书监、荥阳邑中正，永平年间出任光州刺史兼平东将军。任职期间，政务宽厚，不滥用酷刑，以教化和培养人才为己任，很受百姓拥戴。生性闲适散逸，喜游山水，好为诗赋，尤工书法，光州各地题刻甚多，计有城南云峰山摩崖石刻大小20处，城东大基山15处，天柱山（今属平度）8处。
《郑文公碑》为其代表作。此碑依石布字，洋洋洒洒，大度雍容。笔致凝重厚实，方笔见棱，圆笔敛锋，篆籀气息极浓。王三池先生《中国书法家篆刻鉴赏辞典》称其书给人以“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缓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笔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十大美感。包世臣极赏此碑，赞其“有云鹤海鸥之态”。古今论书者尤为推崇郑道昭，可见其书审美价值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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