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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福书法，孙兆福书法
孙福，字兆福，是中国书法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书法作品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吸收了现代艺术的精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孙福书法以“静”为主题，通过用笔力度的变化和用墨的深浅取得动静之间的平衡。他的字眼苍劲有力，线条流畅自然，给人以平和宁静的感觉。他的书法作品充满着对自然之美的赞美，融入了诗意和哲理。
孙福书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传统的笔法和技巧与现代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他善于运用鲜明的对比和流动的动感表现形象的变化。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端庄稳重，又不乏现代的活力和创新。他的字体不拘泥于某一传统流派，而是融合了诸多的书法技巧，在艺术创作中追求变化和突破。
孙兆福书法不追求华丽和繁复，而是注重于表达情感和意境。他的作品寓意深远，通过简洁明了的字体和流利的线条表达了内心的感受。他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以启迪和思考，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与宁和。
孙福书法、孙兆福书法都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他们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独到的创作思路赢得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赞赏和喜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作，不断地推动着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孙福书法、孙兆福书法都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艺术享受。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为传承和发展中国书法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孙福书法，孙兆福书法
孙姓起源很多，主要有八个：①出自姬姓，源于春秋卫国国君康叔，乃先秦孙姓来源最主要一支。《元和姓纂》载：“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和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②出自芈姓，春秋楚国令尹孙叔敖之后，此乃孙氏第二大来源。孙叔敖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一代名相。其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字中“孙”为姓氏。孙叔敖便是这支孙姓的始祖。③出自妫姓，春秋时齐景公赐姓孙。《古今姓氏辨证》等认为孙姓出自妫姓，是齐田完后代。田完四世孙桓子的孙子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孙书就成为孙姓始祖。④出自子姓，商汤后裔，比干之后。比干被纣王杀害后，其子孙纷纷避难隐姓，有的以本为王族子孙之故，改为孙姓。⑤出自荀姓，荀况后裔。汉代刘荀称帝，因避讳下令荀姓子孙改为孙，并将战国时代荀卿都改为孙卿。⑥出自夏侯。据《汉书·夏侯婴传》载：“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⑦赐姓和改姓。如三国时东吴将领俞河因功被赐姓孙，因称孙河；郓城李集乡军李村《李氏族谱》载，李氏原姓轩辕氏，后因奸臣陷害，为避灭门之祸，遂改为孙、轩、李三姓，隐居四方；《明史》本传载，明朝中叶士人孙一元，字太初，乃安化王宗族，姓朱，因安化王犯法被诛，惧怕株连而改姓孙；明初朱元璋禁胡姓，胡姓多为二字复姓，公孙、叔孙、长孙、土孙、王孙之类不得不省字而改孙姓；另有孟孙、仲孙、季孙、室孙、宫孙、大孙、唐孙、县孙、颛孙、臧孙、扬孙诸姓氏，在明初省字改姓过程中亦大都改为“孙”姓。⑧源自少数民族姓氏。如孝文帝迁洛后，鲜卑族拔拔氏改姓“孙”；唐代安禄山部将孙孝哲，本为契丹族人；满洲孙佳氏及其它少数民族中木依库氏、木如氏、堵引氏等汉姓为孙；朝鲜、景颇、佤、苗、阿昌、哈尼等民族均有孙姓。 始祖：孙书。 迁徙： 孙姓发源地主要有两支，一为河南濮阳，二为山东博兴。春秋战国时期，河南濮阳孙姓后裔孙嘉迁到汲郡(今河南卫辉西南)，使得汲郡也成为孙姓繁衍的一个重要支源。这一时期，山东孙姓播迁频繁，齐国内乱，致使孙武子孙迁至江苏、浙江一带居住。后孙武之孙孙膑在“田氏代齐”之后又返回齐国，在山东鄄城和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间繁衍生息。孙武之子孙明仍居于富春(今浙江富阳一带)，后此地发展成孙姓主要郡望。秦汉时期，孙姓族人规模、人口进一步扩展。山东孙武后裔又有移居今山西平遥、清河(今属河北)、南阳(今属河南)、冯翊(今属陕西)、长沙等地者。太原郡望在这一时期形成，且为孙姓历史上最大望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导致孙姓大举南迁，加上富春孙姓建立了孙吴政权，使得孙姓在南方分布渐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浙江、江苏、湖南、福建、陕西及东北等地遍布孙姓。隋唐时期，孙姓的迁徙仍以南方为主，唐代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及唐僖宗时王潮、王审知入闽都有孙姓族人参加。另有河南孙姓被封侯于虔州虔化县(今江西宁都)，孙姓由此发展到江西。宋元时期由于金人南侵及蒙古军队的南下，使孙姓族人进一步涌入福建、广东等地居住。明清时期，有福建孙姓迁入广东紫金县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为此支后裔，这一时期，孙姓人已是遍布全国，且以东部和江南地区较为集中。今日孙姓以山东、河南、安徽、黑龙江、河北和吉林等省为多。目前孙姓人口列全国第十二位。 郡望： 汲 郡 晋置郡，此支孙氏为孙氏世居之地，为晋名隐士孙登之族所在。陈留郡 西汉置郡，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太原郡 战国秦庄襄王时置，此支孙氏为富春孙氏之分支，开基始祖为孙明的十一世孙福。乐安郡 东汉置郡，此支孙氏为兵圣孙武之族所在。富春郡 秦置郡，此支孙氏为乐安孙氏之分支，开基始祖为孙武次子孙明。吴 郡 东汉分会稽郡而置，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东莞郡 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北。 堂号： 平治堂 因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民富国强而得名。乐安堂 因田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赐姓孙，为孙姓始祖。富春堂 孙武带所著兵法见吴王，吴王命其带兵西征，战功赫赫，被封到富春，因号富春堂，与乐安堂同宗。映雪堂 晋朝御史大夫孙康，幼时家贫，买不起油点灯，冬天在院中映雪读书，终成大名。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汲郡、陈留、太原、吴郡、东莞。②自立堂号：惇叙、积善、鹤衍、嘉会、燕翼、万石、垂裕、安庆、永思、平治、映雪、孝友、兵法等。 字辈： 某支孙氏字辈：大永宏茂，元亨利贞，兴隆吉庆，昭远振武，承先启后，世代克昌，平治修齐，子嗣长守。湖北乐安孙氏字辈：宗敦一本传家法，学从师友邦其昌。光明存心行方正，贤嗣定应万世长。遵札乐道根基固，先哲德泽力弘扬。才华卓著时为用，信义仁廉树纲常。靖安义门孙氏字辈：必学志方宏，启传责协前。宗功其懋勉，世德自长绵。各睦高同气，光辉粉厚贤。克佳宜有才，萌卜桂兰莲。益阳腊湖孙氏原派语：应仲玉原景，延松承继立。文崇明国璧，武耀大邦翼。续派语：孝友传家政，诗书启俊良。显扬逢盛世，动业振朝纲。河北沧州孙氏字辈：书铭华锦，兰茂增馨，嘉祥永荫，世育俊英。浙江孙氏字辈：会际升平日，修绪衍新编，支图与翰典，光照启后贤。 名人： 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蒍氏。名敖，字叔孙，一字艾猎。辅佐楚庄王称霸，功绩显著。主持修建我国古代最早的水利工程，对当时农业经济发展起到相当作用。孙武，春秋末期军事家。齐国人。籍贯、字号均不详。他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主张改革以图强，认为当时晋国六卿所进行土地制度之改革，其中亩大而税轻者可以成功(此见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兵法·计篇》)，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由此可知，他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分析敌我形势，如：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之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形势之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固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强调战略战术上之“奇正相生”和“机动灵活”之运用。他这一思想有丰富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法的因素。著有《孙子兵法》，是为中国历史最早而又最杰出之兵法。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仕魏，仕魏惠王将，忌其才能，将他骗至魏国，处以膑刑(割去膝盖骨)，故称孙膑。齐国使者至魏，他阴见齐使，由齐使秘密载回齐，经田忌推荐，齐威王任为军师。先后两次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使庞涓兵败自杀。著有《孙膑兵法》。孙炎，三国魏经学家、训诂学家。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郑玄弟子，当时称为“东州大儒”。撰《周易春秋例》，并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等书作注。著有《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反切从此盛行。孙坚(155-191)，东汉将领。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字文台。少为郡县吏，中平元年从朱儁镇黄巾起义军。四年任长沙太守。初平二年率军击刘表，为表将黄祖射死。次子孙权称帝，追尊为武烈皇帝。孙策(175-200)，三国割据者。吴郡富春人。字伯符，孙坚子。兴平二年率军渡江，削平当地割据势力，在江东建立孙氏政权。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遇刺死。弟孙权称帝，追尊为长沙桓王。孙权(182-252)，即吴大帝。三国吴国建立者，公元229-252年在位。字仲谋，吴郡富春人。继其兄孙策拥有江东六郡。曾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后在吴蜀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称帝于武昌，国号吴。孙楚(约218-295)，西晋文学家。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字子荆。官至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能诗赋，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冯翊集》。孙盛(约306-378)，东晋无神论者、史学家。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始任佐著作郎，出补浏阳令。陶侃、庚亮、桓温镇荆州时，皆用为参军。后累迁至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博学能为文章，善言名理，与殷浩齐名。曾以“形既粉散，知亦如之”命题，驳斥佛教“神不灭”思想(见《广弘明集·与罗君章书》)。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史。又撰诗、赋、论、难等数十篇，有集十卷，今多亡佚。《全晋文》辑其文两卷。孙绰(314-371)，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家于会稽，官至廷尉卿，领著作。为玄言诗代表作家。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孙安祖(?-611)，隋末山东农民起义领袖。清河漳南(今山东夏津北)人，与窦建德同举义旗，聚众入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是高鸡泊起义军的首创者。孙思邈(581-682)，唐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隋文帝时授国子博士，不拜。太宗初至京师，虽老而视听犹聪，授谏议大夫，固辞，终不仕。通百家说，善言老庄。精于阴阳，推广医药之学，相传卒年百余岁。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福录论》、《摄生真箓》、《枕中素书》、《银海精微》等。后人尊为药王。孙过庭，唐书法家。陈留(今属河南)人，自署为吴郡，或作富阳人。字虔(一作名虔礼，字过庭)。高宗时官率府录事参军。工正、行、草，尤以草书擅名。宋米芾以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今存其垂拱三年(687)撰成的《书谱·卷上》，阐述正草二体书法，见解精辟，是一部书文并茂的书法理论著作。孙愐，唐代音韵学家。玄宗(李隆基)天宝时为陈州(今河南淮阳)司马。精音韵之学。尝刊正隋陆法言之《切韵》，并增字加注，于天宝十年(751)编成《唐韵》五卷，已佚。现《唐韵》卷首有孙愐《唐韵·序》。孙樵，唐散文家。关东人，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进士，授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长于古文，所作对当时统治集团的昏愦无能，颇多讽刺。有《孙可之集》。孙位，唐末画家。一名遇，又号会稽山人。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随唐僖宗自长安入蜀，居成都，任“文成殿下道院将军”。擅画人物、佛像、山水、松竹等，尤善画龙水。在应天、昭觉、福海等处作画甚多。作品有《高逸图》、《四皓围棋图》、《番部博易图》、《草堂图》、《王波利图》、《高士图》、《三教图》等。孙儒(?-892)，唐末将领。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从秦宗权为都将。不久杀宗权弟宗衡，并其众，破扬州，自署淮南节度使。继而与杨行密等多次交战，时有胜负。景福二年，陵阳大战，会大疫，败，为行密部将田頵所执，旋被斩首。孙方谏(893-954)，五代时将领。本名方简。莫州清苑(河北保定)人。初为定州狼山堡主。后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恐其为边患，表为游奕使。有所求，不得，北通契丹。契丹灭后晋，使为义武军节度使。命徙云中，不受，率徒复入狼山。后汉高祖起兵，他入据定州以归，仍为义武军节度使。后周时徙镇国。孙光宪(约895-968)，五代宋初文学家。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宋代陵川贵平(今属山西省)人，藏书家。后唐时，为陵川判官，天成(926-968)初，梁震荐为书记。归宋后，累官检校秘书监。嗜藏书，常手自抄学校雠，老而不废，收藏数千卷。著有《北梦锁言》、《荆台》、《笔佣》、《橘斋》等书。孙奭(962-1033)，北宋经学家。字宗古，博州博平(山东茌平)人。端拱九经及第。历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称其“守道自处”，“未尝阿附取悦”。真宗迎天书，祀汾阴，皆直言谏阻。仁宗时，讲论前代乱君亡国，反复规讽。著有《经典微言》、《孟子音义》等。孙复(992-1057)，北宋学者。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明复。举进士不第，隐居泰山，世称泰山先生。后为范仲淹等推重，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研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其学上祖陆淳，下开胡安国。和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还著有《孙明复小集》。孙洙(1032-1080)，北宋文学家。字巨源，扬州广陵(江苏扬州)人。举进士。迁知太常礼院。治平中上疏言时弊要务十七事，多被采纳。迁同知谏院。王安石变法时自请出知海州。元丰间官至翰林学士。博闻强记，诰熟典故。善诗文，能词，有名于时。孙威(1183-1240)，元初铠甲制造家。浑源(属山西)人。金贞祐时从军，在云中(山西北部)投降蒙古汗国，任千户。他所制铠甲称“蹄筋翎根铠”，经成吉思汗亲自试射，箭不能透。后任顺天路工匠都总管。子孙珙继其职，又造叠盾。孙龙，明画家。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一作隆，字廷振，号都痴。善画禽鱼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熙、赵昌没骨法，饶有生趣。作品有《花鸟草虫册》。孙克弘(1533-1611)，明画家。华亭(今上海松江华亭镇)人。字允执，号雪居。师法沈周、陆治。笔墨简练，颇有生趣。兼工兰竹、山水，亦作佛道像。且能诗，并善书。书学宋克。孙承宗(1564-1638)，明将领。字稚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进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在关四年，练兵屯田，修城堡数十，敌不敢犯。后为魏忠贤党排挤去职。崇祯二年(1629)，后金(清)兵入大安口，明廷用他守通州，后移镇山海关，收复永平、迁安、栾州、遵化等地。四年，罢职归里。十一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攻高阳，他率家人拒战，城破自杀。著有《高阳集》。孙慎行(1564-1635)，明臣。字闻斯，号淇澳，江苏武进人。授编修。累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天启初召擢礼部尚书。首疏究论三案，因与廷臣意见不合托病归。《明史》言其慎行“操行峻洁，为一时搢绅冠”。廷祯八年(1635)被廷臣推为阁臣，入京即病死。有《玄晏斋集》。孙奇逢(1584-1675)，明清之际学者。字启泰，一字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孙传庭(1593-1643)，明末将领。字伯雅，字白谷，代州振武卫(山西代县)人。《明史》载其“仪表颀硕，沉毅多筹略”。万历进士。崇祯九年(1636)由顺天府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俘杀农民军领袖高迎祥，打败李自成。入卫京师，被扬嗣昌诬陷坐狱三年。十五年起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次年进尚书，总督晋陕川等军务，督师镇李自成军，屡败，战死。有《白谷集》、《鉴劳录》等。孙可望(?-1660)，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义子。英勇善战，称骁将，号军中“一堵墙”，封平东将军。献忠战死，他与诸将挥师云贵，被推为首领。旋为国主，年号兴朝。联南明抗清。后因妒恨李定国，于长沙降清，尽献云贵军情，且引兵攻杀。清封义王。后狩猎时为清兵射杀。孙云球，明末清初光学仪器家。字文玉、泗滨，江苏吴江人。我国民间最早独立发明望远镜和首创眼镜者。还利用凹透镜、凸透镜和反射镜制造出察微镜、放光镜、夜明镜等七十余种光学仪器。并总结实践经验，著成《镜史》。还研制计时准确的自然晷。孙延龄(1647-1677)，清将领。汉军正红旗人。孔有德婿。康熙初，任广西将军，镇桂林、统孔有德旧部。康熙十三年(1674)举兵响应吴三桂叛乱，自称安远大将军，占据广西。旋称安远王。后降清，被吴三桂从孙世琮执杀。孙嘉淦(1683-1753)，清臣。字锡公，号懿斋，山西太原人。康熙进士，授检讨。世宗即位，应陈对三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帝谓之翰林狂士。高宗即位，屡陈大政被纳。官刑部尚书，屡雪冤狱，劾论贪劣，抑豪抚民。兴水利课农桑。政绩卓著，官至大学士、太子少保。孙星衍(1753-1818)，清经学家。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官山东督粮道。所学较广，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都曾涉及。工篆隶，精校勘，擅诗文。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刻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等。孙原湘(1760-1829)，清诗人。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字子潇，号心青。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乞假归未仕。工骈散文，兼善书画。与王昙、舒位齐名。著有《天真阁集》。孙家鼐(1827-1909)，清臣。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安徽寿州(寿县)人。咸丰状元。曾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光绪帝师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后拜体仁阁、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资政院总裁等职。《清史稿》称其“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孙毓汶(?-1899)，清臣。字来衫、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进士，授编修。以输饷有功渐迁福建学政、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权奇饶智略”(《清史稿》)。甲午战争时，力主议和，遭朝臣反对，称病告休。孙诒让(1848-1908)，清经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1886年曾任刑部主事，后去职专心研究学术。1901年撰写《变法平议》，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毕生致力于经学、文字、甲骨、金石、文献、目录、校勘学的研究，《契文举例》是其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另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等。其他孙姓名人有春秋善相马者孙阳；三国时吴皇帝孙亮、孙休、孙皓，将领孙辅、孙贲、孙翊、孙静；晋文学家孙琼，诗人孙拯；南朝齐文人孙诜；唐文学家孙郃；北宋学者孙锡；金道姑孙不二；明藏书家孙藩，戏曲作家孙钟龄；清文学家孙洙，诗人孙云鹤、孙云鸿，篆刻家孙治清，金石书画鉴藏家孙承泽等。近当代孙姓名人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民主革命者孙武，红军将领孙德清，政治活动家孙起孟，政治家孙志远，国民 党官员孙科、孙运璿，国民 党将领孙立人、孙楚、孙殿英、孙蔚如，北洋直系军 阀孙传芳，地质学家孙云铸、孙建初，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资源采矿专家孙越崎，冶金专家孙德和，电子技术专家孙俊人，计算机专家孙仲秀，土木工程专家孙钧，家蚕育种家孙本忠，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尚清，社会学家孙本文，哲学家孙叔平，心理学家孙国华，历史学家孙毓棠，作家孙犁，电影剧作家孙师毅、孙瑜，戏剧导演孙维世，电影演员孙道临，京剧演员孙菊仙，口技表演艺术家孙泰，排球运动员孙晋芳、孙玥，跳水运动员孙淑伟等。
孙兆福书法
曾听一位专家这样分析字画价格，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相同与不相同的字画在不同的人眼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谁的书画都有好差，都有值钱与不值钱的，有贵的和相对便宜一点的，所以不能笼统的用价格表来框定，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对他的书画的了解，以及当时的市场的炒作情况而定。一幅字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不同的拍卖人手里，价格都会不一样。所以是很难判断的，更不是绝对的一个价格；再说任何个人的评价都只是片面的、个人的观点。有特色的、名人的，有特别喜欢的人想要，这些都可能使得价格更高。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某个人现在有职务，或者纯粹是炒作才使得书画价格高；那么等他退了，或者没有人炒作了，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甚至不值钱。其他任何艺术品均如此。只要是还好，都有收藏价值。只能说这么多，主意还是要自己拿，别人说的都只能作为参考。
孙元富书法
丁兴才 丁捍东 于明泉 于太昌 于春建 于春桂 于振才 于建波 于书亭 于胜涛 于占德 马 明 马 博 马建钧 马英庆 巴忠鼎 尹日泰 牛盛海 乌 峰 韦忠泰 王 军 王众音 王颜山 王义诚 王志远 王行宏 王建强 王树春 王清元 王其耀 王运昆 王光胜 王世祥 王庆德 王法颜 王伯昌 王建平 王树先 王步强 王长水 王锡庆 宁兰智 田庆山 龙 岩 龙敦聚 叶崧光 刘 峥 刘 杰 刘 光 刘 霖 刘文海 刘建峰 刘述伶 刘铭伟 刘崇文 刘德璞 刘玉鼎 刘克文 刘显超 刘鸿田 刘繁昌 刘锡山 刘聿鑫 刘世奎 刘家相 刘大海 刘舫溪 刘晓刚 刘永强 刘文泉 刘锡铜 刘恒章 刘庆平 刘大明 刘承闿 刘志耘 关天相 安廷山 纪 君 曲 彬 吕金光 吕文厚 吕建德 齐爱君 孙 治 孙振民 孙有勋 孙墨龙 孙坚奋 孙元富 孙东正 江仁元 江继甚 朱学达 朱学德 邢增庆 许 光 任全书 乔明和 毕和生 张 君 张 正 张 伟 张 弩 张连之 张百行 张铭元 张建智 张秀岭 张其凤 张鲁家 张德政 张乃森 张炳南 张本友 张树林 张立涛 张建铭 张振国 张剑萍 张肇瑞 张非子 张国英 张镜远 张承宗 张世易 张开贤 张仲亭 张士栋 张逊三 张茂荣 张锡城 张业法 李 越 李 元 李春雷 李建国 李茂芳 李毓遴 李贵钦 李哲先 李福崇 李福增 李连崧 李向东 李储恩 李学斌 李万柱 冷继读 邵 岩 邵世慧 邵敬讷 陈建民 陈 铸 陈寿荣 陈威光 陈本勇 陈梗桥 陈衍绪 宋 歌 宋殿香 宋文建 宋道永 何冠麟 何江林 何爱民 何心振 杜显震 邹振亚 吴 耀 吴勇军 苏昭明 苏东河 杨宝敏 杨从强 杨在茂 杨崇进 杨学峰 肖振峰 陆明君 汪海权 武 斌 武永焕 武晓临 苗枫林 单国防 范正红 范国强 林光旭 林建敏 林凤云 林书香 郑训佐 郑小宇 郑培亮 孟繁成 孟庆柏 孟鸿声 孟庆星 岳经一 岳国锋 柳志光 柳中朝 修士良 侯玉麟 侯西成 侯宇爽 侯承义 姜绍华 姜玉松 姜伯超 荆向海 俞黎华 种炳铮 姚东升 姚山晨 胡元田 赵 引 赵 明 赵长刚 赵世清 赵凤砚 赵汝君 赵卫东 赵学伦 赵德成 赵子诚 赵立新 赵庆元 施邦华 娄以忠 段玉鹏 贺中祥 徐 明 徐 伟 徐 超 徐叶翎 徐国轩 徐永田 秦 英 秦 玉 秦吉良 栾明贤 耿 飞 耿 彬 耿玉亮 袁玉森 袁承光 袁有槟 袁相富 顾亚龙 郭 强 郭 立 郭子宣 郭庆祥 郭洪亮 高 岱 高 靖 高东岳 高景林 高庆荣 高宝庆 高小岩 贾 鹏 贾敦超 陶厚先 黄 斌 黄廷惠 梁 修 梁有新 戚立江 韩延燕 韩冬冰 傅合远 傅小泉 董 玮 董文旭 董志强 蒋正和 蒋开征 蒋华亭 谢孔宾 谢金伯 温元华 褚衍举 蒯 宪 赖 非 裴墨石 綦宏伟 翟卫民 蔡金山 蔡金山 蔡省庐 潘卫东 潘英琪 潘景年 潘汉箎 颜世举 燕守谷 魏启后 魏永年 戴 军 戴金梁 山之南 葛进战 王 磊 王玉玺 王世举 王梦凡 卞葆彤 丛荣启 孙仁铭 关天骏 刘宗汉 许 明 任 真 辛显令 庄步金 李予昂 张维健 张叔愚 陈左黄 杜颂琴 孟庄泰 姜乐平 赵 元 高 东 高吉杰 董凤基 鲁 特 孙乃全 刘 毅 李英令 苏剑君 杜西维 赵子富 于胜生 毛智华 方建光 仇 东 尹 芾 王 瑞 王 岩 王 雷 王飞虎 王琪璋 王奎强 王始钧 王杰昌 王培伟 王春生 王学杰 王汉起 王维志 王龙田 王承典 白 爽 宁全之 田泰珠 毕玉奇 毕红文 巩作义 巩海涛 许洪国 许好成 任艳梅 任宝忠 朱 民 朱春生 朱秀利 刘 元 刘 石 刘 建 刘 咏 刘宗超 刘从强 刘希龙 刘从智 刘升语 孙长业 孙建军 孙光磊 孙成振 孙晋海 吕伟光 庄泽智 阴元炬 李 波 李 樯 李溪源 李远见 李国柱 李熙孔 吴 苓 何晋云 陈 靖 陈锡山 陈增胜 陈金言 陈彦豪 陈师超 杨 雯 杨 静 杨中良 杨乃瑞 杨秋平 张 峰 张 伟 张 伟 张星斗 张国永 张同君 张青春 张法舜 张瑞民 张志庆 张杰三 张仁德 张卫华 张国华 张灿森 宋秉民 邹方臣 林 玲 林中全 苗向阳 柳红海 姚素华 赵 准 赵向森 赵雪松 宫秀芬郝守波 娄尚坤 娄立新 姜悦新 侯军强 郭 强 郭继常 郭清山 徐 林 徐华东 徐俊峰 徐广征 殷永泉 殷延国 曹仕强 康义军 高 石 隋守训 谢 瑞 谢长伟 嵇小军 鲁大东 褚衍志 褚衍兴 翟永华 翟建平 管杯君
孙多全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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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书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中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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