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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宾书法,王文增书法:传统与创新的文化瑰宝
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艺术成就。在众多书法家中,王雄宾和王文增无疑是闪耀的明星,他们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和深厚的艺术造诣,成为了当代艺术界不可忽视的存在。
王雄宾书法,他的艺术作品精细入微,墨色浓淡得宜,笔画流畅有力,给人一种恢弘大气的感觉。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印记,古意盎然,犹如穿越时空,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传递给观者。他对于每个字的形态和结构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理解,他善于运用勾、点、横、竖等笔画,使得每个字都有了生命力,鲜活而个性十足。
而王文增书法则是一种现代风格的书法艺术。他的作品充满了创新的元素,兼收并蓄了中西文化的精髓。他独创了一种古今结合的字体,字形独特,时尚简洁,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他经常运用不同的笔法和墨色,使得作品具有层次感和动感,给人一种新颖的视觉体验。他的作品给人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作为现代书法家,王雄宾和王文增在书法的创作中都注重与时俱进,他们从传统中汲取灵感,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创新,使得书法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们的作品传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理解,同时也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他们的作品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创新。
王雄宾与王文增书法的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点。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汉字的书写,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他们通过书法艺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诠释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无论是王雄宾的古典美还是王文增的现代风格,在他们的笔下,每个字都成为了一幅独特的艺术作品。
王雄宾和王文增的书法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让世人领略到了书法艺术的魅力。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释放。他们的书法作品不仅是对文化传承的贡献,也是对艺术创新的探索。无论是王雄宾还是王文增,他们的书法作品都是传统与创新的结晶,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
王雄宾书法,王文增书法
王朝宾 号华严翁、关虎屯长,室名寒暑斋,男,汉族,河南尉氏人,1945年12月生。自幼随父学习书法,尤于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用功最多,后习六朝碑版及汉碑,于《汉文公碑》《石门颂》《嵩高灵庙碑》、北魏、北齐造像题记中窥隶正之变,以求古拙苍健之我。草书取法王羲之、怀素、黄庭坚及当代林散之诸家,旁涉汉简、敦煌写经;章草宗索靖《月仪帖》及近人靳志,并得谢瑞阶指导,以求沉静古茂之态。作品入选全国第二、一、四、五届书法篆刻展览、河南"国际书法展览"、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展、中日书法交流展、中国.新加坡书法联展、狮城国际书法作品展、日韩书芸文化交流展等,被收入多种作品专集。1984年获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编著《中国书法通鉴》,获黄河流域图书"金牛奖"一等奖。供职于河南美术出版社。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河南省书法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王自通书法
但凡艺术品价格高低都得市场说了算,有的买高档的,有的买低档的。另外相同与不相同的字画在不同的人眼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谁的书画都有好差,都有值钱与不值钱的,有贵的和相对便宜一点的,所以不能笼统用平方尺来论,只能说某一张是多少钱一平方尺。润格也没有什么准头,只是一种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对他的书画的了解,以及当时的市场的炒作情况而定。一幅字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不同的拍卖人手里,价格都会不一样。同一个人的书画有的值10元或者20元一平尺,有的值50元或者100元一平尺,有的值1000元/平尺,有的2000元平尺,有的可能3000平尺、······,甚至1万、几万平尺······;而且换另一个拍卖商、中介又是别一种情况······所以是很难判断的,更不是绝对的一个价格。任何个人的评价都只是片面的、个人的观点。有特色的、名人的,有特别喜欢的买家想要,这些都可能使得价格更高。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某个人现在有职务,或者纯粹是炒作才使得书画价格高;那么等他退了,或者没有人炒作了,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甚至不值钱。其他任何艺术品均如此。只要是还好,都有收藏价值。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润格是不靠谱的一种参考,主要还是看市场,还有自己对作品的了解,就像我上面说的。还有仿品和印刷品及行画都是不值钱的,除了年代久远同时是名人作品、名人仿品才会值点钱。不好意思,主意还是要自己拿,别人说的都只能作为参考。一己之见,说得不对请原谅
王文增书法
值钱。王文增,笔名王升全,于1958年10月29日出生,河北保定人。河北政法大学毕业,后进修于清华大学书法艺术系,现为中华文人书画协会副会长,于2021年七月拍卖书法作品《十二生肖》达到了12万元,是非常值钱的。
王伟雄书法
人物生平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景泰二年)、1469年(成化五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 *** 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 *** 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明朝于万历十三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失怙孝母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乞终养疏》) 早年苦学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原名吴与弼),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编辑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今江西省)。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设馆教学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 *** 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明成化元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 *** ,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淫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唐张九龄)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入仕求退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戊辰)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等于备取生),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F,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著学育人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老母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身后荣享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1574年(明万历二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 书法成就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当称为茅君,又称茅龙”。(屈大均《广东新语》)。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陈白沙有诗曰:“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又曰:“茅龙飞出右军窝”。据陈白沙弟子张诩的《行状》记载“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深受时人器重。他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每幅易白金数星”。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 文学成就 陈献章精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从他的诗文创作,可以证明陈献章是一位善于运用“诗教”的名士,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诗里面,将那些抽象的道理用诗来表达,从而以诗为教。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的书法自成一家。他惯用自制的“茅龙”笔写字。茅龙笔是以新会圭峰山长成的硬朗的茅草制成,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诗,锄可耕矣诗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里描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首诗在江门民间流传很广,以前的小学生课堂上还经常用来作为小学生的读物。还如:《题画兰》、《偶得示诸生二首》、《留别诸友,时赴召命》、《元旦试笔选一》、《端溪若思堂诗稿》等。 古籍记载 《南越笔记》卷四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间乡荐第九,两上春官。过临州谒吴与弼,有解悟。比归,声名蔚起。时钱浦谪顺德,见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劝之竟业。成均时,祭酒邢让命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览之,惊曰:“警敏绝伦,青于蓝矣。”阙下竞传之。南归,从学日益众。于是天下无不知有陈白沙也。有司屡荐,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诏许之,授翰林检讨,得家居,以绍明圣学为己任。及门如辽东贺钦之、嘉鱼李承基、番禺张诩、增城湛若水、东莞林光皆绍江门之绪。其诗自名其家,书法宗晋唐。晚喜为苑笔书,世竞珍焉。《通志》庐阜精舍在新会县南小庐山上,距江门二里,陈献章建白沙村名。 《明史》列传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 *** 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尧山堂外纪》 陈白沙下第,有神见梦于人曰:“陈先生卷为某投之水矣。”先是,献章寓居神乐观,科道群公往来请益,既而某被劾,疑出白沙,故特恶之,且曰:“彼戴秀才头巾尔,动人若是,脱居要路,当何如耶?”揭晓,编修李东阳为同考官,主《书经》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戬,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叹恨。(戬,字景元,安福人。后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陈白沙应诏之京,道过南安,太守张东海欲用曹参礼盖公故事,款留数月受教,白沙不可,东海不能强。 按察使薛纲始疑白沙,及见,即欲解官从学,有诗曰:“欲抛事业留门下,老骥那能学骏奔。”进士姜麟以史事使贵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师礼见,至京师,有问之,对曰:“活孟子!活孟子!” 宪庙升遐,哀诏至广,白沙哭之恸。 白沙初年甚窭,尝贷粟于乡人,都御史邓廷瓒檄有司月致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诗云:“孤山鹤啄孤山月,不要诸司费俸钱。”行人左辅出使外夷,以其师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数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纸,藏以为家宝。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有诗曰:“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根万茎秃。” 弘治间,李若虚任广之宪使,有以旧交谒者,若虚转致以见白沙,并求言赠之。白沙少学于临川吴聘君。询知其人所居,与旧同学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为里?,乃以幅纸写一绝云:“居邻厚郭一鸡飞,桂树于今大几围?老忆旧时灯火伴,青山何处望霏微?”桂树,乃昔游丰城时见胡庭之所植也。盖以宪使代请,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轻言。故赠之如此。 陈白沙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白沙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数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辞吾君。”复作一诗云:“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白玉楼。”曰:“吾以乱世。”殁之日,顶出白气,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人物评价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宛若明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新空气,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催发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繁荣。近人缪天绶评论云:“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白沙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辞世后被追谥为“文恭公”,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从祀孔庙的学者,故有“岭南一人”之誉。他凭借独创的“茅龙”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率先奠定了岭南书法家的位置。 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评论陈白沙的理学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恕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王守仁)而至大”,甚为赞誉白沙学说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概括陈白沙的理学思想面貌时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具见《明儒学案》)。 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现代学者章沛教授在其《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推崇陈白沙,是中国十五世纪即明代中叶接触的哲学家、理学家,是有明一代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基本观点,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新的评价,把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归结为:“自然道论——自然人论——心——涵养论——世道论。因而明确地得出陈白沙哲学的主要范畴体系,即”道——人——心“的科学系列,展示了陈白沙哲学本系论朴素唯物的主要基本方面,指出陈白沙的自然观”采取了关于“道”的朴素唯物的观点,给予“道”以和整个物质宇宙等同的意义,给予“道”以整个宇宙的实体的位置。他(陈白沙)修正了传统理学的“道”的唯心观点,也修正了道家传统的“道”的超绝观点,发挥了“道”与整个客观宇宙同一的意义。 后人研究 1、《陈白沙与江门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11月。 2、《白沙心学与道家思想》,张云华,广州出版社,2004年10月。 3、《明代大儒陈白沙》,曹太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4、《广东大儒陈白沙》,陈占标,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 5、《陈白沙诗文笺疏》,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3年。 6、《白沙采青》,欧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9月。 7、《陈白沙诗文选》,关步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 8、《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黄明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9、《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白沙理学与江门学派》,张大年,饮水书室 ,1998年4月。 10、《陈白沙研究论文集》,章继光、刘兴邦、张云华,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1、《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章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12、《陈白沙诗笺》,陈奇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13、《陈献章集》(上、下),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 14、《陈献章评传》,黄明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刘兴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陈白沙诗学论稿》,章继光,岳麓书社,1999年。 17、《陈白沙新论》,杨曙星、王伟雄,花城出版社,1995年。 18、《The Search for Mind:Chen Pai-sha, Philosoper-Poet》,Pau1Jiang,Singepore University Press 19、《白沙学刊》第1-4册,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1963 ~ 1967年。 20、《白沙心学》刘兴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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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字体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点,它的字体有非常特别的艺术造诣。后人是如何评价王羲之字体的呢?以下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历代对王羲之字体的评价,希望能帮到你。 历代对王羲之字体的评价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 ”,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对王羲之的评价 王羲之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行书书法家。他写的《兰亭集序》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09年亚洲周刊的调查显示,在当前现存的和未被发觉的书法作品中《兰亭集序》以2.66亿美元的收购意愿排名世界第一。王羲之本人家世显赫,世代簪缨,自己做到将军,史称“王右军”,为人性情豪爽,潇洒俊逸,学富五车,论相貌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最令人称奇的是他那一笔惊为天人的行书,中国两千年书法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王羲之的书法特点 元明以来, 一些书家解读王羲之书法, 走向神秘化一端。本来是一看就明白的王书笔法,经过反复的引申发挥, 变得繁复而玄妙, 让人如坠云雾,这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 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 要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特征, 首先要分辨传世的王书哪些“近真”、哪些“失真”。传世的王羲之书迹不少, 真迹一件没有。传摹传刻的王书有各种书体, 同一种书体的作品, 面目又不尽一致, 而且有的书迹未必可靠。比如他的正书,唐朝以来声名最著者是 《乐毅论》 、《黄庭经》和《东方朔画赞》 。其中《乐毅论》 、《黄庭经》 南朝梁时已被认为是“ 逸少有名之迹 ”。但是, 对比楼兰出土的魏晋墨书真迹以及传世的王书《快雪时晴》 、《平安》 、《何如》 、《奉橘》等行书帖中的楷笔, 就能发现这三种细楷刻本的笔画“单廓”,体态已失魏晋人笔下的古厚之气。归纳王书的特征, 其实也有办法, 那就是将传世的王羲之书迹----- 无论正书、行书还是草书, 作求同存异的归纳, 其共性特征便可明了。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 1.用笔 ———按锋直引, 迅牵疾掣; 2.笔势———遒劲爽利, 环转纵引; 3.笔画 ———銛锐方硬, 沉稳厚重; 4.字态 ———势巧形密, 雄秀天然。这样的归纳, 借助了前人的术语, 似乎还有些抽象模糊, 这里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⑴结体欹侧。王书的结构是“斜划紧结”,特别是他的行草书, 因了笔势的纵引, 偏旁部件之间形成了大小、高低、偏正的关系, 字态欹侧,富有顾盼的情调。西晋草书已见斜势, 但结构是“横斜”的“宽结” , 还不能与王书“欹侧”的“ 紧结” 等观。南朝羊欣说: 张( 芝) 字形不如右军 , 这是称王书以“今妍” 胜张芝的“古质” , 而“今妍” 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结体的欹侧。 ⑵笔势纵引。所谓“纵引”,是指上字的末笔向下字首笔引发, 笔势在字与字之间贯通, 形成牵连映带。王羲之写草书、行书的笔势是顺势疾行纵引, 纵快飞移的笔势钩连于字与字之间, 从而突破了以往草、行书以单字为造型单位的旧法, 使一些笔画的姿态及其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异的情调, 从而出现“字群结构” , 笔势的“赋形” 功能便凸现出来。 ⑶用笔明快简捷。汉末赵壹讥讽张芝的弟子姜诩( 孟颖) 、梁宣( 孔达) 作草书“不思简易之旨”,“反难而迟”。王羲之用笔是“按锋直引,迅牵疾掣”, 获得了草法“易而速” 的旨趣。他用“直引”的笔法写楷书, 比钟繇的翻笔之法来得简易。 王羲之的书法博涉多优,精于多种书体,故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书圣”之称。其最主要的成就在楷书上,王羲之在楷书上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变古形”。楷书书体是在隶书嬗变过程出现的,这种书体早在汉简书迹中就出现了变形,东汉民间已开始流行。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不断加以研习,使之完善。范文澜说:“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仅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的书法境界又自创新境。”钟繇的楷书还保存不少隶书的形态,“左右波挑”,纵向的笔画较短,不少字呈横方形,笔画之间结构尚未定型,结体也比较松散。王羲之“变古形”,就是对钟繇的楷书风格进行大胆的变革,他将钟繇字体的横张改为纵展,使结体更为匀衡大方。王羲之对原有楷书笔法也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内 ”和“一拓直下”的特点。就横而言,王羲之的楷书在提笔处有按笔,收笔处不着重折笔重按,在运笔速度上缓前急后,笔画趋于简化明快,均匀大方。笔法上的改变使字的体态更显得遒劲潇洒。王羲之书法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尽字之真态。王羲之所书的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对后世影响很大。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开一代新风,树百世楷模,他那深邃自然的意蕴,不激不厉的风规,勾魂摄魄的魅力,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一直到现在,仍然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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