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大家好，今天来给您讲解有关碎也书法，碎的行书怎么写的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您，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碎也书法，碎的行书怎么写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形式，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热爱和追捧。而在这样的传承中，碎也书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碎的行书怎么写呢？就来探讨一下碎也书法中行书的写作技巧。
行书作为书法中的一种，以其行云流水的风姿和潇洒自如的气势，一直受到书法爱好者的喜爱。而在碎也书法中，行书则具有了更加独特的风貌。要想写好碎的行书，首先需要掌握好行书的基本结构和笔画规范。行书的特点在于行云流水，遒劲有力，笔画之间需要形成一种连贯的节奏感。在写碎的行书时，要着重强调笔画的粗细变化和流畅的勾勒。通过使用适当的书法工具，如毛笔或者钢笔，以及掌握好书写节奏和力度，才能写出具有碎也书法特色的行书作品。
写碎的行书还需要注重用笔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行书中的碎也，不仅仅是指字体碎、字形碎，更包含了对空间的运用和表现。在书写时要灵活运用笔画的间断和连接，通过有意识地营造空白和留白，使作品的整体呈现出碎也书法的独特韵味。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装饰性的元素，如点画、点线、点面等，以增加作品的层次感和艺术性。
要注意在写碎的行书时，要保持对传统书法的尊重和理解。虽然碎也书法是一种创新性的艺术形式，但它的诞生和发展依然离不开对传统书法的继承和发扬。在写作时要注重传统书法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情趣，以形成独具一格的碎也行书作品。
碎也书法，作为一种新颖的书法艺术形式，为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而碎的行书，则是碎也书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掌握好行书的基本技巧，注重用笔的灵活性和变化性，以及保持对传统书法的尊重，我们可以创作出具有碎也书法独特魅力的行书作品。让我们共同努力，将碎也书法这一新兴艺术形式推向更加辉煌的顶峰。
碎也书法，碎的行书怎么写
破体是古今书法创新的动力性特征。其主要特点是，以不同时期相关书体的特质作为变量，会通损益，济成厥美。魏晋时期，以破创定，书法风格的变化往往与书体演进同步，唐以后破定创新，书风表现为书家所专擅的某一定体内个人风格的嬗进,书法创新的历史就是定体与破体彼此消长的历史。总结古代破体实践理论，我们发现，同是破体，其表现范式有字体、书体及其笔法的种种不同。为什么同是破体，有的被立为楷模，而有的却被讥为夹生饭，其判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破体创新蕴含了什么美学原理，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有什么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本文都尝试作以回答。关键词：破体 创新 范式书体是古今书法作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篆隶真行草，所谓“各有定体”是也。书体又是书法创新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手段，历时的几种不同书体其审美特质均可以同时用作艺术表现的元素，杰出的书家总能兼善变通，别构一体，其个性化书风即与破体创新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书无定体”可视作书法创作及其审美的一项重要原则，定体与破体之间的矛盾消长则是我们探索书法创新的一面镜子。长期以来，书学界习惯将与定体相对的“破体”狭隘地理解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即“破体书”，认为破体就是“杂体”和“多种书体同存于一幅书法作品中” ；创作上更受东邻日本破体书道“形象表现性书体”的误导，很多自诩标新的作品成了夹生的字体“拼盘”，有的竟巧涉丹青，殊不师古。强名破体，实则沦为野狐怪俗之书。与此相反，中国书法史上数千年真正有关破体创新的实践及其理论之菁华却很少被认真地加以发掘和利用。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不仅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本文拟通过对“破体”这一标志古代书法创新的核心理论及其实践作一粗浅爬梳，勾勒出破体发展脉络，并对破体创新的范式和美学原理加以在此基础上，再对当下书法创作中破体创新现象略作观照，以期对书法创作者有所借鉴和启发。破体创新的书法史考察相较于定体或常体而言，破体永远是一个颇具艺术创新色彩的关键词。人们常说不破不立，对书法尤其如此。如书论中“秦相李斯破大篆为小篆”，“子敬创草破正 ”，“或改变驻笔，破真成草” 等例，即说明定体与破体彼此消长对书体风格带来的影响。“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徐浩《论书》,原文曰：“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 ”这里，小令实指王献之。 王认为“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 ” 句中“伪略”二字，沈尹默先生曾释之曰：“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屈折。 ”的确，小王打破了章草常体固有的体式规范，“非行非草，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而破体正是这样一种介乎藳书和行书之间的一种体式。比照被米芾称之为草书的小王《十二月帖》，开头“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后转为行草，字势连属，极草纵之致，这正是小王破体的明证。子敬虽然在“行草之外，更开一门”，但严格来讲，行草互破相间的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还并非独立的书体。如《墨薮?续书品第四》就明列羲之“破体”为上品上。《书谱》所言大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为破体作一注脚，此足见二王在破体创新这一点上，没有本质区别。“四贤”书法之妙，与他们不拘定体，破旧立新的立场和实践攸关。其实，文字书写过程中不合定体的破体现象，早在先秦书法就已普遍存在。我们熟知西周散氏盘铭文以横取势而与常体纵势明显不同，石鼓文在籀文之中也时参以古文字形，秦汉之际大量的隶变现象使简帛文字篆隶界限常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为赴速急就自然形成的书写性简化或地域性文字阑入所造成殊形异态，在文字的自然演进和使用过程中一直存在，但它与以妍美为目的动词破体有着本质的不同。“睿哲变通，意巧滋生” 。后者是书家主体的有意识创造，是文人书家群体崛起后普遍使用的方法。从斫雕为朴到华质相半，只有当汉季篆隶楷行草诸体俱备并初成定体规模后，书家将以前文字变体自然现象纳入书法审美的层面，才够得上真正的书法破体。对于书法艺术自觉的时代，多数学者倾向将其确定于东汉中后期，这与文人书家破体创新意识的自觉有因果关系。康有为认为，“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康氏所举汉季书法变制，完全可以从书体的破立角度得以印证。这一时期，文人书法大体分为三大流派：以曹喜、蔡邕等人为代表篆书流派，其中曹首变其法，“善悬针垂露之法”，“少异于斯”，蔡“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 ；以杜操、崔瑗、张芝为代表的草书流派，其中杜创章草之体，崔趋于精巧，张省繁以成今草；以钟繇为代表的正书体，钟“师资徳升，驰骛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妍” 。此外还有刘德升小变楷法，谓之行书。如果说苍颉作书，程邈作隶（篆）还流于传说，李斯小篆还多少带有官方书同文字的政治色彩，汉末以来文人书家的崛起便和他们自觉的破体创造密不可分。东汉以前，篆隶书体的更替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以崇简易”的自然破体，人们作书，体随字法，破在正规场合下视为不恭，如万石建表奏书中“马”误少一画，惶恐死罪；东汉以后，翰墨相尚，破体为用，杜度乃以章草表奏，以代史书。魏晋时期书法变制之风依然继续，经钟繇变体的藳书及行隶书体在羲献等人手里进一步被损益化合。其“变古制今”者主要有：卫瓘“采张芝草法，取父字参之，更为草藳”，王羲之、王洽等剖判钟张旧制，“俱变古形” ，献之“改变制度，别创其法” 。在南朝还有梁阮元，“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钟，终成别构一体。 ”等等。“为一字，数体俱入” ，这名为大王书论虽然不可能出自他口，但颇能代表魏晋书法“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的破体方法和创新意识。可以说，古今质妍的审美变化多数是在诸多书体的破与立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汉晋时期书体面貌，尚与时变迁，有造诣的书家在并擅诸体的往往又能广泛自由出入多体之间，一方面，丰富了旧体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损益旧体，以破为立。以四贤为代表书家，既是破体书法的创新者，又是新体文字的立法者，其书法个性与新体文字一起，推动了字体的发展与完善，成为引领后代书风的潮流楷模，被后世尊为不祧之祖。南朝以降，前代破体之书转精其巧，篆隶真行草各朝定体化方向发展，前后书体之间比邻空间愈加狭小，而各种体之间区别性特征越来越大，字体因功能性饱和定体规范化至隋唐时趋于停滞。此前古今书体共时并存的自然现象在多数情况下被分隔为历时性和功能性不同分体而治，能如魏晋书家那样兼善诸体，出入古今，别开户牖而成一体者几乎不可能。于是，唐代书家从以前的兼善诸体走向严守书体界域而专精一体，出现了李阳冰、韩择木、颜真卿、李邕、怀素等分体偏才大家。由于受科举习气的影响，破体文字在书写上也开始有了强制性的规定，出现了如《干禄字书》之类正体字形规范。“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 。学书当先务真楷而后破体，这是唐及其后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但书体这种线性排序却人为改变了历史上字体的演进次第关系，切断了楷书与篆隶古体之间联系，钟王用笔中使转古意被描头画角提按所代替，所以苏轼认为，颜柳之后，“ 钟、王之法益微” 。定体后今而不古的现象在其它书体中同样存在，此如宋黄伯思所说，“篆法之坏，肇李监；草法之弊，肇张长史；八分之俗，肇韩择木。此诸人书非不工也，而阙古人之渊原。……彼观钟彝文识，汉世诸碑，王、索遗迹，宁不少损乎？此可为知者道。”如何突破楷书定体后书家风格对书法创新所形成的阻力，一直是褚、薛楷法成风之后书家破体方向，此举直接导致了盛唐书风的丕变。 可以这样说，魏晋书家破体以定体，书法风格的变化往往与书体演进同步，唐后书家破体以求新，书风不仅是在自己所专擅的定体内风格的嬗进，而且还通过不同书体之间交互作用以推动定体的发展。“书复于本”“先其质而后其文” ，张怀瓘第一次将书法取法的对象远推至汉晋之前的上古三代。早前孙过庭还提出过书通古今的方法：“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他还以张草钟真为例，说明真草二者兼通相破之理：“伯英不真，而点昼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 ”二人专精一体虽于史实不合，但我们却能从正书与草书兼美关系体现了晋唐书法破体创新从量到质的转变，明白唐人专精与兼通破体的辩证关系。在署名为王羲之实为唐人所著的书论中，还提出了草书破体方法，“然则施于草迹，亦须时时象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光发于笺毫。 ”不难看出，其参古为破的做法更多出于对汉魏书法破大于立实践的总结和思考。从唐代书法的实践看，我们从唐以后人对唐书家的时空定位中不难看出他们破体创新的祈尚。钟、王变篆隶者也，颜变钟、王用篆也。（宋郝经《叙书》）欧、褚真书参八分。智永、虞世南、颜鲁公书折作转笔，又间参篆籀。怀素草参篆籀……（梁巘《评书帖》）颜鲁公《家庙碑》，今隶中之有小篆笔者。欧阳兰台《道因碑》，今隶中之有古隶笔者。（王世贞《艺苑厄言》）伯英遗篆为狂草，长史偏从隶势来。（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以上总结虽未必完全代表当时书家实际，换言之，唐代早期书家书风的成因复杂，多少有时势使然的惯性，但唐人兼通融会铸成一家之体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宋代开始，书法创作已普遍意识到了唐法定体与古代篆隶古体之间短路现象，受“理一分殊”哲学观念的影响，整合会通的创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蔡襄公开提出，“予谓篆、隶、正书与草、行通是一法。 ”苏轼在跋君谟飞白书时对蔡氏这一理论大加引申：“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画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 ”在创作方面，东坡楷书“变颜柳用隶”，从而实现了他提出的“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庄重”两难之兼善。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差不多是第一个从实践上打通古今书体界域的人。他认为，草书“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得楷法”，“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 。黄氏书法，前人评价是“出隶入楷，古篆八分无法不备” 。的确，黄书用笔昂藏郁拔处常有篆意。康有为目其行书之曰“行篆” ，我们也可将草书配称为“草篆”。宋四家当中，米芾虽然也推崇颜行书“篆籀气”，但其书法终以魏晋指归，更多吸取了献之尺牍行草相破方法。在尚意书风的笼罩之下，宋人运古法于今体还来不及全面实践，但其理论先觉却引发了元代书法复古思潮，并为破体变法作了理论铺垫。以赵孟頫为领袖的复古书风从钟王之书返约两汉先秦，很多书家还兼善篆隶乃至大篆籀书，但陈陈相因，没有发展，只有汉晋章草重新成为一进新贵后，才成为草书创新的主要资源。子昂继续沿袭行楷相晋人笔法和二王破体尺牍的风格，康里子山首以章草入今草，改前单字纵势为章草的横势，流畅之中顿增古拙之趣。杨维桢直接把章草笔法与点画与行草乃至狂草全面结合起来，点画狼籍，狂怪不经。元末宋克，杂糅章草与魏晋行楷笔意与字形，是行楷与章草的杂体。篆隶全面复兴虽从元代开始，但于此二种书体上真正有创体之功当属明代的赵宦光和宋珏。赵法《天发神谶碑》并以草书笔法破体自创“草篆”一体，宋师从《夏承碑》，融篆法入隶字，二人对清代篆隶破体创新的书家产生了影响。明末以降，由于金石学发达及小学学术的繁荣，书家崇古、学古、做古、变古蔚然成风。“学书先学篆隶，而后真草 ”彻底刷新了宋元前学书务必先工楷书而后行草的观念。以前被奉为周孔的羲献甚至不足为法，如王铎就认为：“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 ，为求古意他有时有意识地将古文异体纳入行草书作之中，以求新变。傅山较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他的杂书卷册中，将传世古文、锺鼎文、古隶一古脑儿地写入又常常打破文字结构笔法，自由加减，从而造成“非驴非马”无体现象。篆隶复古是碑学运动的先声，传统书家恪守秦汉旧体古法，而创新者纷纷将目光转向破体，以古（体）破古、以今（体）破古、以草破古成为一时风尚。隶书方面，郑簠以行草笔意来写隶书，笔画流动，这为质朴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金农以隶为楷，亦行亦草，伊秉绶篆笔入隶、杨岘以草写隶，等等；篆书方面，杨法草篆上接赵宦光，并间入隶体笔形方整，与汉缪篆相类。邓石如以隶笔写篆书，增加提按，强化书写意味，导清人篆书先路。赵之谦篆书参以魏书笔意，吴昌硕以行笔写石鼓，等等；还有郑燮篆隶真行草杂为一体的“六分半体”也为世所重，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借古开今的创新精神。与此篆隶的某些笔形与审美特征贯注到行楷书体之中。清代碑学之所以尊碑却卑唐，备魏而宝南，就是想藉此考索源流，摆脱唐楷定体惰性，发掘不同书体之间可供借鉴的创新资源。如邓石如、赵之谦、张钊裕均以隶书、魏碑特征融入楷书，在唐楷之外，又开一门。这是楷书既宋人以行破楷之外，又一次找到破体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讲，碑学无异于一次“破体”狂飙运动。但一些人错误地把书体当成了可以自由拆装的零配件，任意加减，很多人有意创新，却无意做了“夹生饭”，缝制成“百衲衣”。此风相扇，波及近代现代，以至于现代破体书派假其糟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破体创新菁华和本质。破体的范式和原则物理学上有个动能定理，它的描述是：物体在某一时刻具有动能E1，在另一时刻具有动能E2，那么这两个动能之间的变化差值等于外界对这个物体所作用的终功。与此相类，书法创新的历史就是从一种体制风格到另一种体制风格之间的运动与变化，每当一种新体发展成为一种定体，就需要从定体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变量作为其前进动力，破体之功正是原有定体发生改变后又产生新体。如此往复，书法才得以不断地创新和前进。“定体”和“破体”之“体”，或可称“书体”、“字体”、“形体”、“体制”、“体势”、“制度”、“体式”等， “体”可以指不同书体或字体，也可指同一书体当中存在的不同书家风格，当然还可以是以上二者的综合，总之与康有为所说“形学”紧密相关。破体主要是以书体观念形成后对相关定体及与这些定体直接联系的书家风格所进行的变革。汉蔡文姬所言其父“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以造八分书虽不可信，但以书体为体裁元素镕铸一家之体却很恰切，书论中常言的“损益”“增损”“加减”“剖判”“合而裁成”“酿成一体”等多是对不同书体形体及特质的化合创造。建立在书体特征之上的破体，总体上包括破字法、破形法和破笔法三大方面。字法是指字体的结构，多指六书结构和笔画、偏旁布置排列方式，它是字体发展的产物。每一种文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社会通行的式样和规范，如《说文》之类，甚至有一些强制规定，清代的科举考试挑剔偏旁，凡不合楷体者斥之破体。与正体文字相比，行草书因与实用较远，虽有名家范本楷模，从来没有必合说文的规定，也不存在与正体之间的矛盾。破字法有两文面的内容，一是书家对文字定体依书势要求进行省简或添繁，如“繁则减除”，“疏当续补”，“疏势不补，密势补之”等书诀就体现着破体对文字的美学改造。因书法因素形成异体现象常称之“帖体”，多数渗透着书家创造。另一方面，面对文字演进和使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合正体的异体字这一庞大的聚合系统，书家可以从同一共时平面不同的异形中优选，也可以对历时的不同字体加以改造，如篆书的隶写或隶定楷写，统一来纳入自己的书作，以求结体变化。如在王铎《忏诗》墨迹行书中，“贵”作“ ”，“万”作“ ”等均为篆书隶定的写法。（图1）又如吴昌硕《荒山》联中，也有三四处用了篆书字体，显得古拙生动。（图2）须要注意的是，字体结构不是孤立的文字现象，它往往与作品整体风格相一致，最终要通过笔法加以融通，以古不乖时当为上。碑学兴起后，人们对北碑“新理异态”甚感兴趣，当然有碑别字引起的“变态”因素。破形法是就书体的形态而言。具体是指文字的外形轮廓、点画姿态方向、笔画运动及其连接方式、线条的质感和书写的速度等。与静态的字体结构不同，书体形态直接关乎字势用笔，它是与笔法及风格紧密相关的动态因素。如隶书与楷书的差异正是通过书体形态笔法表现出来的。每一种书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特性和表现手法，书法破体多数就是针对书体的这些因素而言的。如上所述，汉季时篆隶楷行草诸体俱备，虽然楷行草尚处于发展期。这些相较成熟的书体所积淀秩序美感为破体提供了方法上的便利。汉末至魏晋时期，文人书家利用兼善古今诸体优势，精研体势，快速完成了正楷和行草演变，其中王献之所创立破体书，就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结合的典范，它融合了自然与个人因素，为古今破体的第一种范式。“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 ”而大王也因“草行杂体 ”赢得书圣之名，可见，行草杂糅是二王尺牍书法一个显著特点。如小王的《相过帖》，行书中间杂草书，从第九行起转为草书间行书，其后末二行全然草书，前后书体转换幅度较大。《廿九帖》，（图3）基本上以楷行居多，但其中的“何如”“献之再拜”则完体草体。楷行草破体在大王及其它晋人尺牍中也为常见。二王为代表的破体，以行书为基调，徘徊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故能彼此自由出入对方之定体。当与楷书接近时，就要降低它的草书程度，不可纵笔，否则，要减弱其楷书成分，以便在整体上统一风格。唐代楷书，点画分明，与行书之体判若二途，以行破楷、楷行杂糅成为继尺牍破体后一种新的破体方法。如宋苏轼以行变楷就是对唐代楷书八法轨矩的破坏。此后，以行书入楷，从元赵孟頫到明董其昌一直到清张照、刘墉等都有所传承。二王尺牍真行草掺糅破体，取行书之易识，草书之流便，楷书之隶古，对后代破体影响深远。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陆柬之《文赋》，行楷之中，点缀草书形体；颜真卿《裴将军帖》，（图4）此帖兼有真、草、隶等字体，董其昌称鲁公传世帖中“当以此帖为最” ，王澍云“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 ”宋米芾《戎薛帖》，（图5）前行后草，行草相半，动静节奏对比明显，是典型的小王破体方法。二王破体在元代有新的发展。由于章草的流行，一些书家在魏晋楷行草破体的基础上，又加进了章草体势，成为新的草体形式。其代表者如杨维桢，（图6）其草书取法二王破体，又揉章草笔形于今草之中。明初宋克试图将章草与楷行结合起来，但没法调和因彼此形体上差异，如水油分离。（图7）二王以后，书体的形态完全成为定体下不同书家风格嬗变史，破体也一改魏晋书体共时平面组合关系，完全变为历时性体聚合关系，如此书体的先后顺序已被完全打乱，相互破体表现出相当的任意性，破体也自然也有高下之别，其具体的范式有：一是二篆杂糅。大篆，又称籀文，它与小篆合称为篆籀或篆书。在形体上，大篆随诘屈，图画性较强，而秦小篆结体修长，齐整对称，汉篆受隶书影响字形趋方。清代篆书创作，普遍注意到不同时期篆书结体特点，对大小篆的形态和某些笔形都经过适当改造，或将大篆自然形体用小篆加以规整，或在小篆中阑入大篆字形，或用汉篆变小篆修长为扁方，交互变化。如杨沂孙的小篆书，近取汉金，远取钟鼎和石鼓；（图8）吴大徵小篆，时常参以古籀文；吴昌硕小篆明显对石鼓文来结体改造，时参以两周金文及秦汉刻石的形势笔意。由于他们精通古文小学，有的人本身就是文字学家，所以多数人对篆书破体有理有据。二是篆隶杂糅。从书体发展来看，隶变时期篆隶杂糅，呈过渡之体，但当隶书已成为定体与篆书分道扬镳，重新出现的篆隶合一的现象恐怕多少与书者的破体意识相关。如东汉元初四年(117)《祀三公山碑》，以篆为体，却又夹杂隶书一些字形和方截笔法，以隶入篆可称得上是趋今为变。而东汉建宁三年(170)的《夏承碑》虽通篇为隶书，却时出篆书结体和用笔，其拟古同样也出于求变意识。篆破隶体多指在隶中引入篆书字形，再通过隶定或隶法从形体加以协调，这在清代隶书中十分常见，如傅山隶书千字文，结字多从古文奇字，篆字隶面。（图9）而杨法，不管是篆书还是隶书，多数杂而不糅，字形笔法常常难分彼此。（图10）三是古今杂糅。“篆隶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 ”南北朝以后，诸体兼备，形成以篆隶（包括自隶书而来的章草）为古体和楷行草为今体的格局。当时古今杂体的情况，在十六国北朝至隋时期的一些碑碣造像和墓志中屡见不鲜。有的是碑版字体的滞后，有的是朝代隔阂古体而力不从心，也有为猎奇而有意羼杂。如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公元546年），字体在隶、楷之间，又兼有篆、草写法。隋的《曹植庙碑》(593年) (图11)，总体为楷书，个别字形或篆书或分书，甚至一字之中，篆、分、楷偏旁毕俱，真可谓集古今书体之大成。当清代碑学萌芽后，古代这种古今杂体现象在求变时风下流行一时。一些书家不顾古今悬隔的事实，妄想用书体加减来完成创作。前有傅山等人行其渐，后有郑板桥助其威。郑在二王行草破体中，将篆隶书字形阑入自诩篆、隶、真、行、草等“六分半书”。（图12）后陈芥祺也以隶楷入篆，常把隶楷笔形掺杂进篆书之中，同样，也将隶篆体字形纳入楷书之中，字形用笔扞格难通。（图13）李瑞清甚至为讲笔笔有来历，往往割裂数碑成其字，时呼为“百衲体”。对于以郑燮为代表这一类杂糅破体创新意义，一直有二派意见：褒之者认为他“书有别致”，“兼众妙之长”，“乱古铺街”，而贬之者说“然失之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为什么同是不同书体之间的“杂糅”，“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后人不置一喙，而郑板桥的“六分半”会优劣参半呢？我们知道，书体杂糅本是文字演生过程中其相邻或相近书体相互激荡而形成的自然现象，它在非定体之前的书体中司空见惯。以隶书为例，古隶阶段，它与篆书相纠，如秦汉之际的马王堆帛书，笔画分解笔顺，已见隶书波磔端倪，但还是更多保留了篆书结体；汉隶时期，分隶阶段，字形宽扁，成典型的八分之势。而今隶阶段，隶楷错变，宜与今楷近，故有时出现一碑二体的定名现象，如三国《谷朗碑》等。至于正书阶段，早期还有一些仅留有遗意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将隶分演化过程，比作骈文脱离散文而独立成体的过程。初与篆分，如散与骈皆同时会，而与真书相合复进为真，当作为骈文之极定体，这时的“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各定体之间胡越殊风，其原生关系不复存在。故宋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隶书（楷书）最惧入八分” 。清于令淓亦说“小篆中杂隶体，隶中杂楷笔，犹作传记杂入策论，作古文用时文调也。” 可见，单纯书体形体上的杂糅的破体方法是有一定限制的。准此，我们提出古代破体杂糅的一个原则：相邻性原理和相似性原理。书体演变过程中前后书体错变，形体上彼此自然重合，笔法交融，新理意态，变出无穷，这不仅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同样也是书家破体的重要参照系。清戴熙说：“古今书法，末变，不足见已变，不足观；将变，最可观。汉唐人碑版，不过汉唐人面目，实惟六朝为最可观，盖汉将变为唐也。是以异境百出。 ”这段话正好能说明破体为什么经常摆脱成熟定体的个人风格而回归书体未定之时的原生状态。上述书体破形诸范式中，以二王为代表的行草尺牍之所以影响大，就是因为其破体处于这样的中间状态，故显得自然圆融，既有魏晋楷书的篆隶字形笔意，又不乏今体妍美。但如果在二王破体之中加以唐人狂草，名义上同为草书，但形体中差异变化太大，最终难以破体。宋李公择学草书，其所不能者，辄杂以行草，时人谓之“鹦鹉娇”，从反面说明行草破体的相邻与相似性原则。板桥之体，古今相杂，虽然他对不同书体形态作了一定调节，但从根本上仍有背于书体各自功能性特点，杂而不糅，“真草偏枯” ，最终失之踳驳，难以真正体现众书之妙。其价值意义只能用“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来总结。与书体杂糅所受的局限性相比，笔法之间的糅合空间往往要自由得多。换言之，着眼于书体的形体特征，书体具有的时间的历时特征，各书有定体，不可相乱；但从用笔来讲，“用笔千古不易”，“书无定体” 赵宦光云“取篆隶作真草，取真草作篆隶，以至于取文字作绘画，取绘画作崇山林川泽，何尝异轨。 ”即是着眼于不同书体之间笔法的自由性和互通性。用朱履贞的话来说，“夫书虽多体，而用笔一也，然笔意可参，而形体不可杂乱也。”书无定体，
碎字书法
书法有法王澍(1688-1743)，王若林，字若霖、筠林、号虚舟，别号竹云，亦自署二泉寓客，晚号恭寿老人，江苏金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吏部员外郎。曾为五经篆文馆总裁官，致仕归，置地筑良常山馆，故署款良常王澍。精楷书，法欧阳询，兼工篆书，法李斯，为早清一代篆书名手。晚岁眇左目，鉴定古碑刻最精。著有《淳化阁帖考正》、《古今法帖考》、《论书剩语》、《竹云题跋》、《虚舟题跋》等。古人学书皆有师传，密相指授。余学之五十余年，不过师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窥。又年来纵意模古，心所通会，往往条书纸尾，检括合者并录成卷，名曰《论书剩语》，附见卷末，期以就正有道云尔。执笔执笔欲死，运臂欲活；指欲死，腕欲活。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紧捻密持，不通一缝，则五指死而臂斯活；管欲碎，而笔乃劲矣。作蝇头书，须平悬肘高提笔，乃能宽展匠意。字渐大，则手须渐低。若至擘窠大书，则须是五指紧撮笔头，手既低而臂乃高，然后腕力沉劲，指挥如意。若执笔一高，则运腕无力，作书不浮滑便拖沓。学欧须悬腕，学褚须悬肘；学颜须内钩，学柳须外捩。运笔世人多以捻笔端正为中锋，此柳诚悬所谓“笔正”，非中锋也。所谓中锋者，谓运笔在笔画之中，平侧偃仰唯意所使，及其即定也，端若引绳，如此则笔锋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锋。笔至八面出锋，斯施无不当矣。至以秃颖为中锋，只好隔壁听。又世人多目秃颖为中锋，非也。历观唐、宋碑刻，无不芒铩铦利，未有以秃颖为工者。所谓藏锋，即是中锋，正谓锋藏画中耳。徐常侍作书，对日照之中有黑线，此可悟藏锋之妙。“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语举似沉着，非也。此正中锋之谓。解者以此悟中锋，思过半矣。笔折乃圆，圆乃劲。“劲如铁”、“软如绵”，须知不是两语。“圆中规”、“方中矩”，须知不是两笔。使尽气力，至于沉劲入骨，笔乃能和；和则不刚不柔，变化斯出。故知和者，沉着之至，非软缓之谓；变化者，和适之至，非纵逸之谓。结体欲紧，用笔欲宽，一顿一挫，能取能舍，有何不到古人处？解得顿挫，斯能跌荡。指如悬槌，笔如死蚓，岂有是处？“古钗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岁古藤”，以其渐近自然。颜鲁公“古钗脚”、“屋漏痕”只是自然。董文敏谓是藏锋，门外汉语。“钗脚”、“漏痕”之妙，从生入，从熟出。书法有法丨王澍《论书剩语》束腾天潜渊之势于毫忽之间，乃能纵横潇洒。不主故常，自成变化。然正须笔笔从规矩中出，深谨之至，奇荡自生，故知“奇”、“正”两端，实唯一局。以正为奇，故无奇不法；以收为纵，故无纵不擒；以虚为实，故断处皆连；以背为向，故连处皆断。学至解得连处解断，正正奇奇，无妙不臻矣。以拔山举鼎之力为舞女插花，乃道得个“和”字。杜元凯言：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至此乃是“和”处。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刚。用笔沉劲，姿态乃出。须是字外用笔，大力回旋，空际盘绕如游丝、如飞龙，空然一落，去来无迹，斯能于字外出力，而向背往来，不可端倪矣。隔笔取势，空际用笔，此不传之妙。南唐后主“拨镫法”，解者殊鲜，所谓“拨镫”者，逆笔也。笔尖向里则全势皆逆，无浮滑之病矣。学者试拨灯火，可悟其法。须有不使尽笔力处。工妙之至，至于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胜右军，魏、晋之所以胜唐、宋也。欧多折，颜多转；折须提，转须捻。结字结字须令整齐中有参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体一同，使不复成书。作字不须预立间架，长短大小，字各有体，因其体势之自然与为消息，所以能尽百物之情状，而与天地之化相肖。有意整齐，与有意变化，皆是一方死法。纯肉无骨，女子之书，能者矫之而过，至于枯朽骨立。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者也。古人之书，鲜有不具姿态者，虽峭劲如率更，遒古如鲁公，要其风度，正自和明悦畅；一涉枯朽，即筋骨具而精神亡矣。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为人，缺其一，行尸耳。不欲为行尸，唯学乃免。有意求变，即不能变；魏、晋名家无不各有法外巧妙，唯其无心于变也。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军铁围，然规格方整，转不能变，此有心无心之别也。然欲自然，先须有意始于方整，终于变化，积习久之，自有会通处。故求魏、晋之变化，正须从唐始。用墨东坡用墨如糊，云：“须湛湛如小儿目晴乃佳。”古人作书未有不浓墨者，晨起即磨墨汁升许，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则但取墨华，而弃其渣滓，所以精彩涣然，经数百年而墨光如漆，余香不散也。至董文敏始以画法用墨，初觉气韵鲜妍，久便黯黮无色。然其着意书，究未有不浓用墨者，观者未之察也。笔须浓，笔须健。以健笔用浓墨，斯作字有力，而气韵浮动。临古“自运在服古，临古须有我。”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临古须是无我，一有我只是己意，必不能与古人相消息。习古人书，必先专精一家，至于信手触笔，无所不似；然后可兼收并蓄，淹贯众有。然非淹贯众有，亦决不能自成一家。若专此一家，到得似来，只为此家所盖，枉费一生气力。穷其源流，究其变化，然后作字有本。不理其本，但取半路挦扯，不济事。临古须透一步、翻一局，乃适得其正。古人言“智过其师，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语。摄天地和明之气入指腕间，方能与造化相通，而尽万物之变态。然非穷极古今，一步步脚踏实地，积习久之，至于纵横变化无适不当，必不能地负海涵，独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积；万仞者，尺寸之移。孙虔礼云：“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凡临古人，始必求其似，久久剥换，遗貌取神，则相契在牝牡骊黄之外，斯为神似。宋人谓颜书学褚，颜之与褚决不相似，此可悟临古之妙也。正书《乐毅》为主，《黄庭内景》、《洛神》佐之；行书《兰亭》为主，《圣教》、《争坐》佐之；草书《十七帖》为主，《书谱》、《绝交》佐之。人必各自立家，乃能与古人相抗。魏、晋迄今，无有一家同者，匪独风会迁流，亦缘规模自树。仆尝说：“使右军在亦学不得正，恐为古人盖也。”作一字，须笔笔有原本乃佳，一笔杜撰便不成字。作书不可不通篆隶，今人作书别字满纸，只缘未理其本，随俗乱写耳。通篆法则字体无差，通隶法则用笔有则，此入门第一正步。凡临古人，始在能取，继在能舍。能取易，能舍难。然不能力取，无由得舍。善学柳下惠，莫如鲁男子，于此可悟舍法；非析骨还母，何从现得清净法身来？篆书篆须圆中规，方中矩，直中绳。篆书用笔须如绵裹铁，行笔须如蚕吐丝。篆书有三要：一曰圆，二曰瘦，三曰参差。圆乃劲，瘦乃腴，参差乃整齐。三者失其一，奴书耳。阳冰篆法直接斯、喜，以其圆且劲也。笔不折不圆，神不清不劲。能圆能劲，而出之虚和，不使脉兴血作，然后能离方遁圆，各尽变化。一用智巧，以我意消息之，即安排有迹，而字如算子矣。有明一代，解此语者绝少，所以篆法无一可观。隶书汉、唐隶法体貌不同，要皆以沉劲为本。唯沉劲斯健古，为不失汉人遗意，结体勿论也。不能沉劲，无论为汉、为唐，都是外道。吾衍《三十五举》云：“隶书须是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但以弱毫描取旧碑断阙形状，便交相惊诧，以为伯喈复生，岂不可笑？隶出于篆，然汉人隶法，变化不同：有合篆者，有离篆者，有增篆者，有减篆者，为体各殊，讹舛错出，须要合篆乃为正则。林罕言“非究于篆，无由得隶，”此不刊之论也。楷书晋、唐小楷，经宋、元来，千临百模，不惟妙处全无，并其形状亦失。唯唐人碑刻，虽经剥蚀，而其存者去真迹仅隔一纸，犹可见古人妙处。从此学之，上可追踪魏、晋，下亦不失宋、元。楷书不当措置平稳，然须从平稳入。黄山谷言：“大字欲结密无间，小字欲宽绰有余。”作蝇头细书，须令笔势纡余跌宕有寻丈之势乃佳。观褚公《阴符经》、颜公《麻姑记》，有一字局促否？行书以楷法作行则太拘，以草法作行则太纵。不拘不纵，潇洒纵横，浓纤得中，高下合度，《兰亭》、《圣教》郁焉何远？不疾不徐，官止神行，胸有成书，笔无滞体。行书之妙尽矣！悬针欲徐，徐则意足而态有余妍。垂露欲疾，疾则力劲而笔能覆逆。米老言：“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两语宣泄殆尽。草书右军以后无草书，虽大令亲炙趋庭之训，亦已非复乃翁门仞。颠、素以降，则奔逸太过，所谓“惊蛇走虺势入户，骤雨旋风声满堂，”不免永堕异趣矣！孙虔礼谓：“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内不足者必外张，非直世降风移之故也。余论草书，须心气平和，敛入规矩。使一波一磔，无不坚正，乃为不失右军尺度。稍一纵逸，即偭规改错，恶道岔出。米老讥素书谓但可悬之酒肆，非过论也。姜白石论草书须有起有应，各尽义理。愚以为此只死法耳。欲断还连，似奇反正，不立一法，不舍一法，乃能尽妙。夫唯右军必也圣乎！草书如何守正？圆中规，方中矩。如何尽变？无圆而不矩，无方而不规。如何用力？从规矩入，从规矩出。如何究竟？一步不离，步步纵舍，至于能纵舍，所谓从心不逾。右军化不可为其底蕴，不过些子；颜、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堕异趣。榜书榜书须我之气足，盖此书虽字大寻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挥匠意。有意展拓，即气为字所夺，便书不成。榜书每一字中，必有一两笔不用力处，须是安顿，使简淡，令全字之势宽然有余，乃能跌荡尽意。此正善用力处。凡作榜书，不须预结构长短阔狭，随其字体为之，则参差错落，通体自成。结构一排比令整齐，便是俗格。凡榜书，三字须中一字略小，四字须中二字略小。若齐一，则高悬起便中间字突出矣。榜书结体宜稍长，高悬则方；若结体方，则高悬起便扁阔而势散矣。论古钟太傅书，以唐摹《贺捷表》为第一，幽深古雅，一正一偏，具有法外之妙。《力命表》模拓失真，了乏胜概。《季直》乃是伪迹，了乏《贺捷》胜概，不足观也。右军临钟，《墓田》为胜，然比于《贺捷》，十得二三耳。《宣示》非不古雅，然锋颓颖秃，未届神妙，当有模拓失真故。右军楷书，以新安吾氏所藏《乐毅论》为最，似柔而刚，似近而远，神清韵和，使人有天际真人想。高绅学士家不全本虽名流传有绪，亦已不届精华矣。世俗所传晋、唐小楷，质木无润，如出一手。虽越州石氏刻，煊赫殆数百年，究亦精华稍乏，无古人撒手悬崖妙处。余得古拓《洛神赋》全本，篆、隶、楷、行、草皆备，真是有妙毕见，无美不臻。次唯毗陵唐氏所藏《十三行》，骀宕腴润，犹有游行自在之趣。贾秋壑“玉版本”则神明涣散，不足取则，而世皆宝之，贵耳贱目，吾所未喻。右军《十七帖》为草书之宗，唐模墨迹，万历间藏邢子愿家，刻石来禽馆，为有明《十七帖》之冠。子敬则已纵，至于颠、素则奔逸太过，去右军风流益以远矣。魏、晋人书，一正一偏，纵横变化，了乏蹊径。唐人敛入规矩，始有门法可寻。魏、晋风流，一变尽矣！然学魏、晋正须从唐入，乃有门户。有唐名家各欲打破右军铁围，自立门户，所谓皆有圣人之一体，然各能以其一体，精诣其极，不似后人意满手滑，竭尽气力，无有至处。古人言虞书内含刚柔，欧书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然学虞不成，不免精散肉缓，不可收拾。不如学欧，有墙壁可寻。虞得右军之圆，欧得右军之卓，褚得右军之超，颜得右军之劲，柳得右军之坚。正如孔门四科，不必兼擅而各诣所长，皆是尼山血嗣。学褚须知其沉劲，学欧须知其跌荡，学颜须知其变化，学柳须知其妩媚。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烂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将军射石没羽，次日试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虞、褚离纸一寸，颜、柳直透纸背，唯右军恰到好处。然必力透纸背，方能离纸一寸，故知虞、褚、颜、柳不是两家书。至笔力恰好到纸，则须是天工至人，巧错天地和明之气，絪氲会萃于指腕之间，乃能得之，有数存焉已。右军平生神妙，一卷《兰亭》宣泄殆尽。《圣教》有《兰亭》之变化，无其专谨；有《兰亭》之朗彻，无其遒厚。无美不臻，莫可端倪，其唯《禊帖》乎？具体而微，厥唯《圣教》，从《圣教》学《兰亭》，乃有入处。欧、褚自隶来，颜、柳从篆来。褚公书，人以为微，至吾以为沉雄，非洗刷到骨，尽去渣滓，那得届此清虚境界？宋人以为颜出于褚，此理可悟。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钟绍京，稍腴润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趋不失分寸，则为薛稷。柳诚悬临《兰亭》，无复一点右军法，此所谓善学柳下惠者也。至其自书《兰亭》诗，则风韵滞俗，不可向迩矣。山谷言子弟“可百不能，唯俗不可医，”当为深戒。“钗脚”、“漏痕”之妙，魏、晋以来，名能书者，人人有之，至颜鲁公始为宣泄耳。匪直魏、晋自秦、汉来，篆隶诸书未有不具此妙者，学者不解此法，便不成书。文至昌黎，诗至子美，书至鲁公，皆独擅一朝之胜，正以妙能变化耳。世人但以沉古目之，门外汉语。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皆原本子敬，然吾谓司直胜北海，以其风神淡远，为不失山阴规格也。北海唯《岳麓寺碑》渊浑有风骨，《云麾碑》则鼓努惊奔，气质太重。学之不已，便入俗格。至苏武功体肥质浊，又在北海下矣。学颜公书，不难于整齐，难于骀宕；不难于沉劲，难于自然。以自然骀宕求颜书，即可得其门而入矣。《争坐》一稿，便可陶铸苏、米四家，及陶铸成，而四家各具一体貌，了不相袭。正唯其不相袭，所以为善学颜书者也。若千手一同只得古人，岂复有我？临《淳熙续帖》颜鲁公《送刘太冲叙》，书后云：“世称颜书者，多以雄劲题目，不知其变化乃尔。人不自立家，不能与古人唯肖，颜公能打破右军铁围，所以能为右军血嗣。”有志临池者，不可不知此语。颜公书绝变化，然比于右军犹觉有意。然不始于有意，安能至于无迹？乃知龙跳虎卧，正是规矩之至。颠、素二家，世称“草圣”，然素师清古，于颠为优。颠虽纵逸太甚，然楷法精劲则过素师三舍矣，人不精楷法，如何妄意作草？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岂唯书法醇漓不同，亦世运升降之所由分也。唯蔡忠惠敛才于法，犹不失先民矩雘。下此诸公，各带习气，去晋、唐风格日以远矣。米老天才横溢，东坡称其超妙入神，虽气质太重，不免子路初见孔子气象。然出入晋、唐，脱去渣秽，而自成一家，涪翁、东坡，故当俯出其下。山谷老人书多战掣笔，亦甚有习气，然超超玄著比于东坡，则格律清扃矣。故当在东坡上。宋四家书，皆出鲁公，而东坡得之为甚。姿态艳逸，得鲁公之腴，然喜用偃笔，无古人清迥拔俗之趣，在宋四家中故当小劣耳。有唐一代书，格律森严，多患方整。至宋四家，各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盖拓向外来，而晋、唐谨严肃括之意亡矣！至赵子昂始专主二王，而于子敬得之尤切，《阁帖》第九卷，字字皆子昂祖本也。比于宋四家，故当后来居上。子昂天才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工夫为胜。晚岁成名后，困于简对，不免浮滑，甚有习气。元时一代书家皆宗仰之，虽鲜于困学诸公，犹为所盖，其他更不足论。有明前半未改其辙，文征仲使尽平生气力，究竟为所笼罩。至董思白始抉破之，然自思白以至于今，又成一种董家恶习矣。一巨子出，千临百模，遂成宿习，唯豪杰之上，乃能脱尽耳。工夫粹密，子昂为优；天才超妙，思白为胜。思白虽姿态横生，然究其风力，实沉劲入骨，学者不求其骨格所在，但袭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自朴而华，由厚而薄，世运迁流，不得不然。盖至思白兴，而风会之下，于斯已极。末学之士，几于无所复之矣。穷必思反，所贵志古之士，能复其本也。
碎的行书怎么写
歌曲歌词兰亭临帖 行书如行云流水。 月下门推 心细如你脚步碎。 忙不迭 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美。 真迹绝 真心能给谁。 牧笛横吹 黄酒小菜又几碟。 夕阳余晖 如你的羞怯似醉。 摹本易写 而墨香不退与你共留余味。 一行朱砂 到底圈了谁。 无关风月 我题序等你回。 悬笔一绝 那岸边浪千叠。 情字何解 怎落笔都不对。 而我独缺 你一生的了解。 RAP 无关风月 我题序等你回。 悬笔一绝 那岸边浪千叠。 情字何解 怎落笔都不对。 而我独缺 你一生的了解。 无关风月 我题序等你回。 悬笔一绝 那岸边浪千叠。 情字何解 怎落笔都不对。 而我独缺 你一生的了解） 弹指岁月 倾城顷刻间烟灭。 青石板街 回眸一笑你婉约。 恨了没 你摇头轻叹谁让你蹙秀眉。 而深闺 徒留胭脂味。 人雁南飞 转身一瞥你噙泪。 掬一把月 手揽回忆怎么睡。 又怎么会 心事密缝绣花鞋针针怨怼。 若花怨蝶 你会怨着谁。 无关风月 我题序等你回。 悬笔一绝 那岸边浪千叠。 情字何解 怎落笔都不对。 而我独缺 你一生的了解。 无关风月 我题序等你回。 手书无愧 无惧人间是非。 雨打蕉叶 又潇潇了几夜。 我等春雷 来提醒你爱谁。
歌词注解兰亭序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该书帖完成于东晋永和九年，距今一千六百五十五年。现传世所见之兰亭序为唐代书法家摹本，真迹据传在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之乾陵内。乾陵位于陜西乾县城北，至今完备，尚未被盗 。 （低哑二胡..一种凄凉的音色就这样沧桑地诉说着.. ） 《兰亭序》已在月色头上..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真正品音乐的人.绝不会说什么《兰亭序》比不上《青花瓷》.《东
周杰伦 兰亭序(1张)风破》才是最绝..不同于菊花台的悲怆..青花瓷的凄美..东风破的离愁..而兰亭序更多的是沧桑与无奈.. 《兰亭序》要阅懂歌词背景内涵..听入身在其中的意境...再与中国古文化书法相连。 「兰亭临帖 行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 心细如你脚步碎」 「忙不迭 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美；人雁南飞 转身一瞥你噙泪」 方先生遣词用句唯美令人拍案叫绝!以书法的行书行云流水.描写心细的古代女子在月下推门出来脚步轻移的姿态..再描写女子的绝世美貌无人能模仿比拟..最后暗喻王羲之的年代东晋.正是王室南迁落魄之际.徒留佳人在北方.. 「无关风月 我题序等你回；悬笔一绝 那岸边浪千叠」 虽说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一首诗..但是当手中悬笔欲落款之际..心中激荡的思绪却也不免如岸边千叠的浪~ 而爱情何解..怎麼落笔都不对..若不是真的谈过一回恋爱..恐一生也无法临摹出如兰亭序般千变万化的情! 「掬一把月 手揽回忆怎么睡」 方先生继青花瓷后再次打捞月色..手揽回忆..何等思念.. 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 「夕阳余晖 如你的羞怯似醉；青石板街 回眸一笑你婉约」 「心事密缝绣花鞋 针针怨怼；若花怨蝶 你会怨着谁? 」 兰亭序实属句句是诗..条条押韵..意境高雅深情..曲韵婉约有神.. 「雨打蕉叶 又潇潇了几夜；我等春雷 来提醒你爱谁.....」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最后二胡把这种绝美凄伤..婉转牵肠的意境诠释的完美! 与上一张专辑不同的是，周杰伦这一次从古典瓷器到古典书法的转变。其古韵不退，却用流行的方式阐述了古典的书法。与王羲之大有不同。兰亭序是天下第一行书，本来表达的是“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方文山这一次别出心裁。把古典的内涵用现代的流行来解释。兰亭风花，悬笔表情： "兰亭临帖 行书如行云流水 月下门推 心细如你脚步碎" 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的行书，纤细，婉约，不羁，似行云流水，却又不乏细腻，有一些青花瓷的味道。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碑上残缺的题序，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山月不知心里事”，风月又怎么能了解我的失意？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碑上题序了。看着那岸边千叠的浪，这却是我的行书！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有空空荡荡的感觉？为什么？情字何解？怎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又怎么会 心事密缝绣花鞋 针针怨怼？”我心中有愤恨万千，只因为没有你。但方文山继承青花瓷的风格，并没有直接点出我心中的悲伤，我是静静的，柔婉的，在碑前题序。只等春雷，惊醒你——也很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味道。但青花瓷是一种等待，毕竟彼此相爱，这份爱会继续，只是相见无期。而兰亭序中的爱，是我已经失去的，再等下去，也只是等待一种无奈。因为彼此不了解，所以等待变成了单相思。唉！就把希望寄托在春雷上听到那春雷，你会爱我吗？
碎和醉的草书如何区分
张指唐朝书法家张旭,素指唐朝书法家怀素 颠 指张旭书法的特点：激情勃发，甚至达到狂颠的程度 醉 指怀素书法的特点：圆转飞动，空灵剔透的气韵 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 张旭，唐代书法家。生于唐上元三年（675），卒于玄宗天宝九年（750），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
破石书法
司马光用石头打破了缸，水流出来了，小孩得救了。
这句话出自元代脱脱和阿鲁图编撰的《宋史》，原文：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译文：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7岁时，已经像成年一样（古代成年指弱冠，16岁，并非如今的18岁）特别喜欢听人讲《左氏春秋》，了解其大意后回来讲给家人听。从此对《左氏春秋》爱不释手，甚至忘记饥渴和冷热。
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一个小孩站在大缸（瓮指大缸）上面，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其他的小孩子都跑掉了，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水从而流出，小孩子得以活命。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
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
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
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论书》就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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