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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童晏，书法家晏志方其人。他们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以其工笔细腻、端庄典雅的作品而闻名于世。
童晏，字明远，号神龛。自幼酷爱书法，刻苦钻研。他对书法的理解深入，独具慧眼。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笔画疏密有致，墨色浓淡适宜。他笔下的每个字，都充满了力量和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充满着古人的哲理和思想，给人以启迪和教益。他的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喜爱，被誉为当代书法界的翘楚。
晏志方，字曲泽，号澄石。他的书法风格独特，将古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审美理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注重研究笔法，探索创新，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准确、流畅。他的作品，常常充满了和谐与稳重之美，给人以沉静和宁神的感觉。他的作品在展览中频频获奖，备受赞誉。
书法家童晏、晏志方，他们的作品不仅技法高超，而且内涵丰富，寓意深远。他们以自己的笔触，将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书法家童晏、晏志方，他们用自己的笔触书写出了一幅幅千古传世的画卷，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他们的作品，行云流水，气韵生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感悟。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我们，书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需要我们用心去领悟，去传承。他们的作品，不仅是对自己才华的展现，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他们用自己的笔触，将书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了当代书法艺术的瑰宝。
书法家童晏，书法家晏志方其人
“弘道养正”是指君子要弘扬大道，养天地浩然正气。这个词语通常被用来赞美那些道德高尚、品行正直的人，或是倡导一种积极向上、正直诚实的道德风尚。
适合使用“弘道养正”的人应该是在道德操守、个人品行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人，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秉持正直诚实的态度，注重自身修养和品德提升的人。
“弘道养正”也可以被用于描述或赞美某个组织或团体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和正直风气。
书法家晏志方其人
晏志方是一位来自江西的书法家，他1969年出生，毕业于无锡书法艺术函校。自十岁起就开始学习书法，受到名家的指导，从临颜真卿的《勤礼碑》开始入手，后来又临摹了历代名家的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的楷书，以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圣教序》，孙过庭、张迁碑、曹全碑等碑帖，还有现代名家周志高、仇寅等的精帖。他的作品曾在《青少年书法》杂志，《剑苑》杂志，中国书画报，赣中报等发表。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拜访名家，他集取了历代名家的精髓，并在传统艺术中创新。
张晏书法价格
汉书·食货志上》译文
《尚书·洪范》篇论述先王治理国家的八项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工商贸易。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植好的五谷作为粮食；工商贸易说的是适宜穿的布和丝织品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由于有这些东西，老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兴起于神农氏时代。据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一种类似锹的农具）,弯曲木头做耒（象木叉的农具），并以耕耘的好处，教导百姓”，从此，粮食便充足了。那时实行“中午开始集市贸易，招徕全国的百姓，聚集各地的财物，交易完了就回去，各人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财物便开始流通了。由于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到皇帝以后，据《易经》的记述，“这时器币使用不便利，于是便改变币制以利于通行，使百姓乐于他们的事业而不劳累”。据《尚书.虞书.尧典》篇叙述，陶唐氏尧在位的时候，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导人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尚书.舜典》篇记述，有虞氏舜当权的时候，命令后稷解决“老百姓开始陷于饥饿”的事，可见，他们都是把农业生产放在施政的第一位。到夏虞氏代，治理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域，规划好土地田亩，各地按照居住远近情况，交纳赋税和贡献土产，劝勉百姓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从而使万国共享太平。殷商，西周出现的兴盛时期，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同时教育他们。《易经》指出，“天地最大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物。”财物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团聚百姓，巩固政权，养育芸芸众生，遵奉顺应上天的恩德，可说是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有人说：“一个国家，不担忧财物少只担忧分配不平均，不担忧贫穷只担忧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大概分配平均就无所谓贫富，国家团结就不愁人少，百姓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要修筑城堡让百姓安居，规划房屋井田以平均土地，开设街市商店使财货流通，设立学校以教育百姓，士农工商，四种人都有职业。读书做官的人叫做士，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的人叫做农，凭手艺技巧制造产品的人叫做工，互通有无出卖货物的人叫做商。贤明的君主能够量才用人，安排百姓就业，使各行各业的人民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朝廷没有无能的官吏，城镇没有无业的游民，农村没有荒废的土地。 君主治理百姓，，要懂得农民以土地为本的道理。一定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的界限。井田制规定，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人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八家农户，共同作息，团结友爱，有危难事情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育和感化，劳役和生产任务能够平均分担。 规定分给百姓的土地分为三等，上等肥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一个男丁二百亩。下等瘦田一个男丁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这些三年更替休耕的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更换。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士工商家授予田地，五口人才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均分配土地，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国家规定人民要交纳的有赋和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赋，税的用途各有不同，赋用于供应军队车马和战士的武器盔甲的给养，作为充实库府供给赏赐的资财，各项税收则用于祭祀天地，祖庙，各种神灵，供给田子的一切用度，官吏的薪俸和官府的事务杂用。百姓年满二十授给田，六十岁归田。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官府就要强制他们干活。一定要栽种各种粮食作物，黍，稷，麻，麦，豆要交错种植，以防被各种自然灾害。田里不准植树，因为妨碍五谷的生长。提倡精耕细作，收割要像强盗敌寇来了一样（意即抢收）。百姓要环绕自己的房屋种植桑树，开地种菜，菜地要分畦，蔬菜瓜果种植在疆界上。发展家禽家畜，饲养鸡狗猪不要错过季节。提倡妇女养蚕织布，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的衣服，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肉。 百姓居住的处所，在田野的叫做庐（专供春夏居住的田中屋），在聚居之地叫做里。五家作为一邻，五邻作为一里，四里作为一族，五族作为一党，五党作为一州，五洲作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在里，乡两级办学校，里办的学校是序，乡办的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的教育以表示教育感化。春耕季节一开始，命令百姓全部吃住在田里，冬季农事完毕才可以搬进屋里住。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情景：“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饭送汤到垄边。”又说：“十月蟋蟀窜入床下，可怜儿子和老妻，快过年了，却住在这间草屋里。”这是为了便于百姓适应四时节气的变化，防备盗贼的侵犯，学习礼仪和文化。当春秋季节，百姓要下田的时候，每天清晨里官吏坐在里门外右侧的小屋里，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的小屋里，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版纳傍晚收工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天，百姓们已经搬进屋里住，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妇女们一定要互相在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共同提高技术使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又合乎风俗习惯。没有成家立室的青年男女，在外边用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月份里，余子也来到学校受教育。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仪式，使他们进一步知道朝廷君臣的礼数。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去深造，乡一级学校的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去深造。诸侯每年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贡献给天子去挑选，选中的入朝廷办的大学去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相当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的本领，然后才能担任官职。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的大铃巡视于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说贤明的君主不深入到民间察看而知道天下的民情。 上述就是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以安定百姓，使百姓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施政方针。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驱使百姓服役应不误农时。”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篇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就能与下一年的粮食积蓄。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光荣和耻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孔子说的“假使有人用我做官，一年可以移风易俗，三年就能大功告成”，他所希望的成功就是要做出上述那样的政绩。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来决定罢免或是提升。生产的发展要看粮食储备的多少，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发展，这就叫做五谷丰登；再熟就叫做平，即有六年的粮食储备；三熟就叫做太平，即耕种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君主的恩德泽被天下，先王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就可以建立和巩固了。所以说“如有打算称王天下的人，必定要实行三十年的仁政才能成功”，这是必由之路。 到周王朝已经衰落的时候，朝廷的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的界限，横征暴敛，滥用人力，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周王朝衰落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重阴谋暴力而轻视仁义道德，先求占有财富而后讲礼让。这个时候，李悝作为魏国的丞相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九万顷，除掉山川河流和都城及百姓居住的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田地六百万亩，若能勤加耕耘则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不认真耕作则减产也是三斗，以这个数字计算，方圆百里面积的上等田地的一增一减，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了。他又说粮食卖得太贵损害一般人的利益，太贱则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一般人的利益，他们会离散到别的地方去，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生产搞不好，国家就会贫穷。粮食太贵了或是太贱了，都不好，他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当权者，一定要使百姓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鼓励农民搞好生产，一般农户一个男劳力负担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一年每亩收粮食案一石半米计算，合计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占十分之一计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米，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是九十石，扣除则剩四十五石。每石粮食卖钱三十，共计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钱三百，尚余钱一千零五十。添置衣服大概每人花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就要一千五百钱，光这笔开支就短少钱四百五十。若不幸有疾病丧葬的费用，还有完纳赋税的开支这里尚未包括，这就是农民所以长期贫困，不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而使粮价这样昂贵的原因。善于稳定粮食价格的当权者，一定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上中下三种年成的农户收获情况，上等的丰收之年，若增产四倍，百亩收粮食六百石，除掉赋税及口粮余下四百石；中等的丰收年，若增产三倍，百亩粮食四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和口粮余下三百石；下等丰收年，产量翻一番，百亩收粮食三百石，扣除赋税及口粮，余下一百石。小灾荒年成减产三分之一，百亩只能收一百石；中灾荒年成减产一半，百亩收粮食七十石；大灾荒年成减产五分之四，百亩收三十石。要考虑这两种不同年景的情况，来决定官府对粮食的收购数额，大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三百石，余下一百让农民自己储备；中等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二百石，下等丰收之年就只应收五十石，使农民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又平稳了粮价，而等粮价平稳了就停止收购，若遇上灾荒，官府则以丰补歉，小灾年就把小丰收年受的粮食卖出，中灾就卖中等丰收年的，大灾就卖大丰收年的，。虽然遇上水旱天灾的饥荒年成，粮食价格不抬高而百姓也就不会流散，这就使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个办法在魏国实行以后，国家因此强盛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破坏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田间开出了一条条纵横的小路。对于积极为耕战处理的人给以奖励，这虽然不符合古代先王的道理，还是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使秦国日益强盛，不仅胜过邻国，而且称霸诸侯。但是先王的制度终于被毁灭，臣下背离本分的事，越来越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平民中的暴发户有的积累了亿万家产，而贫穷农民则穷得吃糟糠过日子；在各诸侯国之间，强国不断兼并别国的土地，而弱者连国家都丧失了。到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对内开始大兴建设，对外连年用兵扫除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家征收的赋税竟超过百姓收入的半数。征发闾左的人先服徭役，男子虽然拼命耕作还不够纳军粮，女子拼命纺织也不够纳贡官府的衣服，竭尽天下的资财用来供给他对内外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欲望。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是全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们以逃亡和叛乱来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面临着秦王朝的种种弊政和六国诸侯又纷纷起来争夺天下的紊乱局面，百姓无业可居，大闹饥荒。那时候，米一石涨至五千钱，以致发生人吃人的事，百姓死亡超过半数。高祖为争夺百姓，允许他们卖掉儿女来蜀汉度荒。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汉高祖还简化法令和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征一，量出为入，估计官员的薪俸和官府的用度，来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天子、王侯以及帝后、公主所奉的汤沐邑都征收山川园池及工商业的租税，以供自己各自享用，不再领受朝廷的经费。这时全国运输到关东供给京师个官府的粮食，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惠帝和高祖当权的年代，粮食衣物都有了增长和发展。文帝即位，他身体力行提倡节俭，让百姓继续得到休养生息。当时又出现近似战国时代的情况，百姓都弃农经商。贾谊上书给皇上说：“管子说：仓库充实然后才知道讲理节。人民不富足而国家可以太平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结汇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挨冻。生产粮食和衣物时又季节限制的，如果用起来不节制，那么物力就一定会枯竭。古代先王治理国家，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粮食和衣物足以维持生活。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世上有饥荒年成、丰收年成，这是自然界变化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遇到过。假设不幸有方圆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数十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积累储备，是国家存亡的命根子。如果粮食很多而且财物有剩余，什么事做不成呢？有了这些东西，发动进攻就能占领，实行防御就能固守、进行战争就能打胜仗。这样就可以使敌人顺从，边远的人来归附，有什么人招不来呢？现在驱使人民归于农业，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的人都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都转而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积蓄就很多，而人民也就乐于定居了。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 文帝为加以的建议所感动，开始建立籍田，执耒耜亲自试验耕种以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又上书跟皇帝说：在贤明的君主统治下，百姓不至于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君主自己能够给百姓吃，织布给他们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给百姓开辟了取得财物的路子。所以虽然唐尧、夏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可是那时却没有被遗弃和饿瘦得不成样子的人，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多，事先有准备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土地和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禹、汤时代，再加上多年没有发生水旱天灾，然而积蓄却没有禹商时代充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先有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百姓还有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种植谷物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物产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无业的百姓没有完全回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就容易出奸邪的事。贫困产生于财力不足，财力不足是由于不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百姓就不会在农村安居，不安居农村就会背乡离井，轻视家园。如果百姓象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法，也还是禁止不住他们去做奸邪的事情。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挨饿，到了冬天不添置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吃的，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祥的母亲，也抱不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样能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耕种五谷，种桑养蚕，减轻租税，普遍积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荒，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百姓全靠君主来统治管理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管什么南北东西。那金银珠宝，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就是因为君主爱好，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为小而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愁有饥饿寒冷的威胁，可这样就会使臣子轻易被判他的君主，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就会使盗则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轻而易带的资财。粮食、棉麻都是地里长出来的，生长要有一定的季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班人都搬不起来，不容易被坏人所以用，可是百姓一天没有他就要挨饿受冻的。鲜明的君主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珠宝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去服役，他们能耕种的不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房舍，出公差服劳役，春天不能躲避风雨，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年当中还要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老，教育儿童。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现在的任务，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办法，便是使百姓以纳粮多少作为对他们奖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百姓纳粮给官府，可以被封官，可以免除罪过。富人有了官爵，农民得到了钱财，粮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纳粮受爵的，都是有余粮的人。拿余粮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叫拿富裕的来补充不足。这个法令实行起来，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顺应民心，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国君的用度充实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农民耕种。现在法律规定，百姓有一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可以免除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可以用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穿着盔甲的兵士百万，但是没有粮食，那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对于君主是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它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不过免除了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缴纳战马的功效相比，差得远了，封爵是君上所独有的权力，任你口说，相封多少就封多少。粮食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只要是它生长在土地上，就不会缺乏。得到告绝和免除罪罚，这是人们都很希望的。如果让天下的人把粮食疏导边境上，用来受官爵，免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上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 文帝于是听从晁错的建议，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导边境的，六百石为上造爵位，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爵位，不同爵位缴纳粮食的稽查不同。晁错又向皇上进言：“陛下让百姓向边境加纳粮食以封赐官爵的办法，使国家得到很大的好处。我当时是担心边塞兵卒的粮食不足，主张把分散在全国的粮食疏送去。现在边境的粮食够吃五年了，可以号令百姓把粮食缴纳给当地均线官府了。假使当地官府囤积够用一年以后上的粮食，可以及时实行赦免，不受农民的租税。这样做，皇上的恩惠遍及广大百姓，百姓们会努力耕种。即使经常要服军役，或者遭遇水旱灾，百姓不会贫困，国家仍然会安宁，若是年成丰收光景好，百姓就富裕快乐了。”皇上又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把十二年租税的一半赏赐给百姓，下一年，终于免除了租税。过了十三年，及景帝二年，规定百姓私田制征收一般的租税，税率三十征一。这一年以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卖官爵的命令，并用减价纳粮食来免罪。朝廷开始建牧马场，大批养马埸满足广大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的宫廷、王室、宾馆对车马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朝廷还是屡次给主管机构的官员下令要以农业为重，广大百姓于是仍乐于从事农业，到武帝初年，国家七十年来没有战事，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那么百姓人人有饭吃，家家都富足，都城和边境粮食满仓，府库有结余的财务。京城的钱积累达数百亿，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以致无法点数，朝廷仓库的粮食一年一年的堆积起来，夺得无处收藏，一直推挤在屋外，腐烂的不能吃了。民间街头巷尾都有马，乡村野马成群，成母马的人，到处受到轻视排斥，甚至不许他参加聚会，一般平民安居乐业，吃的是高粱厚味，做官的长期在位，生子抱孙，也不转职；居官年久了，以官职为姓。百姓人人自爱敬重法令不触犯法律，普遍重视品行和道德，而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引为耻辱。于是法网粗疏不严，有些人非法致富，抢占财物，骄纵无度，以致兼并土地；一班豪族劣绅，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不问是非曲直，皇室和幽灵地的王侯及公卿大夫等官吏追求奢侈生活。他们的共识、车马、服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毫无限制。事物由盛变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的。
童汝开书法
广东书法家排名前十名分别是：陈献章、陈恭尹、熊景星、吴子复、秦咢生、连登、胡根天、卢有光、秦大我、许鸿基等书法家。
广东十大书法家排行榜，由MaiGoo品牌网统计的数据，显示陈献章、陈恭尹、熊景星、吴子复等近代书法家成为广东近代的书法名家。
主要通过检索相关网络平台查找出生历史上所有时期，祖籍、籍贯、出生地至少有一项为广东省的书法家，并综合考量他们取得的成就（作品、产量、荣誉头衔等）、知名度、影响力得出广东十大书法家排行榜。1、陈献章陈献章（1428年11月27日—1500年3月9日），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白沙里人，故又称白沙先生，世称为陈白沙。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陈恭尹
陈恭尹（1631 ～1700），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汉族，广东顺德县（今佛山顺德区）龙山乡人。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又工书法，时称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
有《独漉堂全集》，诗文各15卷，词1卷。陈恭尹的诗前后内容有所不同，然而眷怀故国之思，未尝消释。七言律诗对仗工整，又多巧思，绵丽中仍多哀感苍凉之慨。3、熊景星
熊景星，字伯晴，号笛江、荻江、涤庵，南海人。清朝国画家、书法家。幼颖悟，尝以所作《蒲葵扇诗》见赏于阮元。清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举人，官开建（今肇庆境内）训导。后任学海堂学长。壮年有用世志，屡上公车不第，乃藉书画自娱。
曾与谢兰生、谭莹同修南海县志。工古文辞，诗亦奇丽，著有《吉羊溪馆诗集》三卷、《题画诗》等行于世。自谓诗文入古未深，所可自信为书、画。景星善于画山水、花卉，声誉颇重，质朴苍劲，力透纸背。4、吴子复
吴子复(1899-1979年)，近现代杰出的书法篆刻家、美术理论家、中国早期著名的油画家、政治家，原名鉴，又名琬，字子复，上世纪四十年代后以字行，别号宁斋、澐庐、伏叟等，原籍广东四会，出生在广州西关。在岭南地区大凡从事书画研究或书画创作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吴子复名的（尤其是在书法圈中）。5、秦咢生
秦咢生(1900.1.28--1990.2.9)，中国著名书法家、印学艺术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秦派书法创始人。历任广东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
秦咢生原名寿南，字古循，初名岳生，嗣改译生，后以《说文》无谔字，更曰咢生，别号古循，号路亭，惠州惠城区桥西姚屋巷人。
晏海林书法
晏海林印
作为著名书法家，晏海林先生在复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书法课程时，除了传授笔墨的特征，一定会反复强调 书法的“生命精神”。中文系出身的他知识广博，所以在讲课中，总是能把书法的精髓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他的课也因此成为复旦校园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把汉字看作有生命的存在物――这是晏海林先生关于书法的一个独特看法。晏先生认为，汉字的特点之一，就是“凝含生命”，“汉字本身就是蕴含生机，带有美感特征的隐性构成”，他还说：“汉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表象上看似乎仅仅是外在形式，实际上它在语言的符号之外，还是一种生命的符号，凝含着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汉字犹如大地上生机勃勃的一切，如草木，如流水，如飞鸟走兽，如月光云影，其本身就是生命，或寄予着生命的元素。 晏先生早年专注帖学，于二王及唐宋名家墨迹无不心摹手追，后师法北碑，在灵秀温润中增添了许多雄强朴茂，随后上溯钟鼎甲骨，书风中又散发出远古的金石气韵。虽说当今有些成就的书家大多走过类似的路，但晏海林先生与众不同处，却在于他的学养。身居复旦学府，浸润过朱东润、王蘧常、柳曾符诸名家的流风遗韵，使得他的书法中自然少了许多“专业书法家”的匠气，而多了一份文人的清雅。 曾经和他聊起我们共同尊崇的王蘧常先生。据称王先生曾讲，为书最难得“沉着”与“痛快”兼而有之，因“痛快”者难以“沉着”，“沉着”者不易“痛快”。晏先生却是自觉地在追求着“沉着”而兼“痛快”的境界，他于书法之道中领悟的人生境界，或曰“生命境界”，亦复如此。王先生的书法固然沉着痛快，然而意蕴高古，看不出太多感情；晏先生则别开新境，于沉着痛快中更多体现了生命的活泼与畅快。 晏先生在论述他的书道时讲：“书，舒也，散也；写，流泻也。故书法之道，在于借笔抒发情感，书法之美，在其行云流水的畅快，写字，应是手中有笔而心中无笔，现在描描画画的‘书法’，乃是‘字’，非书法也。”可见其寓生命于书法的人生态度。所以在他的书论中，最精彩，也是他最强调的，无过于他的“书势论”。在古代林林总总的书论中，他独取一个“势”字，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当你与他接谈，或听他讲课，会有更深的感受。 中国最早的书论，据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的《九势》。《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晏先生一面据此阐述书法中的“内势”、“外势”、“疾势”、“涩势”、“形势”、“气势”等意义与关系，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书法，以追求动感的生命为最高原则，十分强调笔势在时间流程中的旁通互贯，递相映带，使之成为一股流转不息的生命气脉。”他说的“势”，已不仅仅限于“笔势”，而是整体的“生命之势”，是那种不可遏制的对生命的追求与热爱。 赏玩晏先生的作品，无论真草篆隶，也无论动静疾徐，均可感觉到其中生命精神所特有的张力，扑面而来。那种力量，既非远追古代，刻意表现得静穆端雅或古拙朴茂，也非形而上学地表达所谓的现代感、时代精神，他着意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顺势而为，加上他丰厚的学养，于是便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畅快而有意蕴的魅力。 晏先生一个生命的热爱者，信仰者，崇拜者，然后才是一个书法家，一个具有纯粹艺术精神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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