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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简洁，是八大山人书法的鲜明特点。八大山人是中国清代著名的文人画家、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给人一种简洁明快的感觉，深受后人的喜爱和推崇。
八大山人的书法注重笔墨的简约运用。他的字体清秀流畅，用笔简洁利落，毫无多余的笔触。他追求墨色的纯粹和线条的流畅，不花俏，不繁复，只追求字形的完整和字意的表达。
八大山人的书法注重构图的简洁性。他善于运用空间，懂得布局的简明才能凸显作品的美感。他的作品大多采用宽阔的布局，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使整篇作品显得统一而有序。
八大山人的书法注重意境的简洁。他的作品给人一种诗意的感觉，每个字都充满了韵律之美。他运用字体的变化、排列的巧妙安排等手法，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发挥到极致，使作品充满了美感和艺术性。
八大山人的书法注重自然的简洁。他的作品注重情感的表达，他认为写字必须真实自然地表达内心的感受。他的字体流畅自然，不刻意追求技巧和华丽的装饰，而是追求一种真实、朴素而自然的表达方式。
八大山人的书法简洁、明快，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感觉。他的作品不仅在于字的形状，更重要的是在于字的意境和表达方式的简练。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性，更具有一种诗意和情感的表达。他的书法作品让人耳目一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八大山人通过自己的创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书法简净，八大山人书法特点
1书道中兴编辑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2客观原因编辑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
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
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
草书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
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诸生。原名采，曾名宰。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书少师倪元璐学。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书法风格近于王铎。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
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
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
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
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
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
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
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
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
简笔书法
一、条幅：以长宣纸全开及对开(半截或半折)，直书之作品为条幅。条幅是竖行书写的长条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对裁。安排章法时，应能根据书体的特点，精心构思，立意要新。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落款要错落有致，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也可盖在款字左侧。条幅常见的格式有两种：一种是写成两行或三行的。两行的格式。左右两行均靠纸的左右两边写，中间留出较多空白。注意上下字的联系节奏，以及两行间的彼此呼应。落款通常写在第二行的末尾，位置应略高于第一行末一个字。款字可写一行或两行。三行的格式，需注意三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穿插映带及节奏变化。落款可在末行下端，底端略高于一、二两行正文的位置；也可另行写款，款字应短于正文，上下不宜与正文平行。另一种是居中写一行（少字数）的。书写内容一般为格言、警句或一句诗词等。字数较少，写时要注意字的开合及节奏变化，以求生动。落款可分单款、双款。单款一般写在左侧中间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落双款，上款写在作品的右侧中间偏上的部分，一般写创作作品的时间，若是赠送作品，则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二、楹联：两张对开条幅，分别书写上下联语者，亦称对联、对子或楹帖。对联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分为上下两联，右边的为上联，左边的为下联。上下联的尺寸可与条幅等同，也可大于或小于条幅。对联的书写内容规定极为严格，只能是对仗的句子（上下联字数相等，平仄相对、一般字不重复出现），包括对偶句（俗称对子）、律诗中的中间两联（颔联、颈联）。对偶句常见的有五言、七言，也有少到三字一联，多到数十字、上百字一联的。律诗则分为五言、七言两种。五言、七言的对联，在安排章法时，上下联应单行居中竖写。十字以上的对偶句，则宜写成双行或多行（注意书写顺序，上联从右向左，下联则从左向右。落双款，分别于上下联的未尾，款字略高于正文底端。上下联字的位置一般要基本平行。处理好一联内上下字的大小、收放的变化，及上下两联间的呼应，令上下两联成为一个整体。十字以下对联的落款分为上下款和单款两种。上下款，上款写在上联右边，下款写在下联左边。上款一般写诗句的作者、篇名等内容，如“黄庭坚登快阁诗句”下款则写书者的姓名、号，以及书写地点、时间等内容。如“丙子闲堂书于北京”若是赠送作品，上联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如“文英女士惠存”若是别人请你写的一幅作品，上联则写请你作书人的名或号，称谓外加上“嘱书”等字样。单款一般写在下联左侧中间偏上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三、中堂：将料纸全开或比全开稍小而单独或并挂于楹联间之条幅。中堂是国画装裱中直幅的一种体式，以悬挂在堂屋正中壁上得名。中国旧式房屋楼板很高，人们常在客厅（堂屋）中间墙壁上挂上一副巨大的字画，称为中堂画。是竖行书写的长方形的作品。内容多为四尺整张的福、寿、龙、虎等吉祥寓意的大字，再在左右配上“对联”，也有悬挂祖训、格言、名句书法题字或者祖先肖像、山水、老虎画的。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分四尺、五尺、六尺、八尺等）。因为尺幅比较大，所以需要创作者具有精熟的技法和整体把握作品布局的能力。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要使它们之间主次有别，相应生辉。落款切忌暄宾夺主。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数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盖在款字的下方，也可盖在款字左侧。四、斗方：将宣纸裁成八开左右大小（约1尺见方） 之体裁，称之。斗方是中国书画装裱样式之一。指一或二尺见方的书画或诗幅页。尺幅较小，一般指25—50厘米见方的书画作品。民间年画中，把这种尺寸和形式的作品也称作 “斗方”。现年画中亦有斗方的体式。一尺见方的小斗方，又称为“斗方小品”或“小品斗方”。斗方书写内容一般是四行至六行。因为行列多，篇章布局时应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的大小、开合、呼应及节奏变化等。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款字一般小于正文，要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能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五、匾额：又称横披，条幅横书装框或刻于木板悬挂于壁上。匾额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当建筑四面都有门时，四面都可以挂匾，但正面的门上是必须要有匾的，如皇家园林、殿宇以及一些名人府宅莫不如此。许多匾额的四周边框上，雕饰各种龙凤、花卉、图案花纹。有的镶嵌珠玉，极尽华丽之能事。古代官府衙门一般都会悬挂匾额六、条屏：以中堂、条幅等尺幅相类之料纸，写成一组作品，依诗文长短。其单独悬挂的称“条幅”，并挂的称“堂屏”或“条屏”，如“四条屏，八条屏，十二条、十六、十八、乃至二十六条屏”。七、扇面：尺寸如扇形，有纨扇与折扇，亦可装裱或轴成册。扇面常见的形式有三种：1.充分利用上端，下端不用。这种格式以每行写两字为宜，从右至左，依次安排。落款写在正文的左侧。款宜长些，款字写一行至数行不等，印章宜小于正文。2.写少数字，利用扇面的宽度由右向左，横排书写二至四字，要收放有度，落款可写数行小字，与正文相映成趣。3.上端依次书写，下端隔行书写，形成长短错落的格局。这样则可避免上端疏朗，而下端拥挤的情形，达到通篇的和谐。这种格式，先写长行，以五字左右为宜，短行以一、二字为宜。落款要精彩，一般写在正文后面，一行或数行均可。即章宜小于落款的字。八、册页：将小幅作品装裱以便翻阅，合之成册，展开成册故名册页，其内容或相互连贯，或单独成立。因画身不大，亦称“小品”，又称册叶，叶册。由一张张对折的硬纸板组成，可以左右或上下翻阅。册页有三种样式，一种是横式画心，裱成上下翻阅的，称为“推篷式”；一种是竖式画心，裱成左右翻折的，称为“蝴蝶式”；另一种裱成通折连成一体的，称为“经折式”（经摺式），较小的竖条称为“折子”；也有的裱成单片，称为“散装”。一般册页均取偶数，少则四开、八开，多则十二、十六、二十四开等，页数再多可分为两册，每本册页的前后各加素白副页（又称护页）两开或四开。 一般都外镶边框，上下加檀木、楠木或宋锦裱装的硬壳板面做为封面和封底，收叠时成一部书状。这样无论是欣赏、携带，还是保藏都比较方便。九、手卷：亦成横轴，不便悬挂，只适合在书桌上舒展，观后卷置之横幅作品手卷这种品式晋代就已经有了，它是由秦汉的“经卷”、“卷子本”演化而来的，手卷的内容可以有两种：一是由多幅独立的字联结而成，如果是由独立的字、幅组成，字体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楷、行、草、隶、篆都有的。二是由多件各自独立的字混合穿插联结起来，这种类型的手卷既可以是多位书法家的共同创作，也可以是一位书法家的作品。如果是一位书画家，自己做诗，自己书写，自己根据诗的意思作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绝”。
八大山人书法特点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怪异晦涩中隐含着痛苦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特别是那对眼睛，有时是个椭圆形，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看的鱼、鸟的眼睛，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会转动。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那个样子，浑浑圆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想谁也不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他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画押，也就表示对国亡的纪念。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 胡”，即是“虏”。清代统始者以满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也是这两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扫除“胡尘”，八大山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清复国思想。第二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二是殷遗民伯夷、叔齐在周灭殷以后，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原来八大这幅《古梅图》虬根外露，也不画坡土，是仿照郑思肖画兰之意，暗含着国土被清人所抢夺，他这个明代宗室子孙，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不肯臣服于新王朝。国破家亡，复国无望，这使他不能不“苦泪交千点”了。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这就是说，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国破家亡的情绪表达之外，有时还具体有所指。《瓜月图》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题诗之后他记录说：“己巳润八月十五夜画所得”。面对着天上的圆月，和人间家家户户吃月饼，他的心被触动了，那么他“所得”是什么呢？画上题诗曰：“眼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有人根据吃月饼的风俗来源于反清义军传递起事暗号的民间故事，说八大在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然而却要等到何年（驴年）呢？“驴年马月”是俗语，表示遥无定期。果真如此，则八大的心迹，就不只是徒有国亡余痛了。水墨写意画高峰的代表八大长于水墨写意，这是宋元以来兴起的一种画法。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文人水墨画写意大师，八大为其划时代的人物。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别，八大则两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倪瓒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书画册》（上海博物馆藏）共画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其远笔的圆润则有着董、巨和黄公望的遗踪，墨法参照了米氏云山，而某些树石的组合形式，显然取自倪瓒。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却又强烈地感觉到八大山人的个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则，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而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使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八大却具备了如上的要求，这里大有文章。他在用笔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笔由方硬变圆润，饱和墨汁与运笔的方法相结合，一下笔就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他是第一个充分主动利用生宣纸特性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画家。生宣纸的吸水能力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这本来是缺点，而八大却把它变为优点，不但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创造了人们对水墨写意画的新观念，其功不朽。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使每一点都在布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鸟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一幅仅画一只雏鸡。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平衡而有变化。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内容丰富的作用。小鸡的刻画生动传神，动态像小孩刚学走路，蹒跚得十分可爱。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别是眼后加三撇，像电波一样，好似前方有什么声响传来，使小鸡心惊胆怯。这只小雏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刚出蛋壳，表示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与警惕；也可以理解为走失了群体，找不到妈妈，感到孤独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们驰骋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时候少画，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则越少越好，艺术又会走入另一条邪径。少是相对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杨柳浴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对上述作品来说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画家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却少了许多许多。例如他对柳枝的处理，约有十二笔，就占住了整个画面上部的空间，不但表现出杨柳的老干新枝的质，也表现了枝条迎风的势。在春风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将振翅欲飞。这一生活小景，表现出无限的生意。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仅见的长篇巨制，也是他笔墨最多、布局最复杂的一幅，但他仍然体现着少的原则。例如开卷的一丛荷花，总共超不出三十笔，笔减而意繁，一开卷便引人入胜。八大，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白石老人曾有诗曰：“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原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倾倒如此。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赏和理解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
简单书法作品
这里，推荐几首五言唐诗。
一是唐代王维的《鸟鸣涧》，诗中有“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生动形象。
二是杜甫的《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感人心碎。
三是晋代陶渊明的《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意境悠远。
40字的书法作品用楷书、隶书或行书来表现都不错。元代赵孟頫(款)六体《千字文》卷，纵23厘米，横144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简体书法作品
许多年以来，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混用问题，一直是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定论。
?? 混用，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在同一字中的繁简混用（即半简半繁），二是在一篇书法作品中不同字的繁简混用，如：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写成“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等等。前者的混用属于生造，既无历史出处，也不规范，不能、也不该混用，书界上下对此并无异义。而争议产生于后者。反对者认为： 一是，繁体字和简化字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应视为两个系统，如果交叉混用，会显得不伦不类。 二是，书法作品是供人们欣赏的，繁体字和简化字混用容易给欣赏者造成文字使用上的混乱，若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效仿，就会流行于社会，造成简化字和规范字推行方面的困难和障碍。 以上两种理由，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笔者在接受这些理由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允许繁体字、简化字混用（不指单字本身的混用）。理由是： 一、把繁体字和简化字混用限定在书法艺术中。毋庸质疑，日常学习、工作以及生活中的文字交流都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人人都应该成为规范汉字和简化字的使用者和推行者，我们相信，随着国家法制的加强，正确使用汉字将逐渐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书法艺术中的繁简混用，不会引发社会上文字使用的混乱。这是因为：书界的人们一般都属于 “双文字” 使用者，即在日常生活中书写规范字，在书法作品中繁体字、异体字、古文字、传承字、俗字，甚至淘汰字，讹字都写。当前，书法展览作品和书法字帖中的文字多笔、少笔、结构变形等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许多书家也把这种“混写”视为学识的标志。即使是小学生，凡是从小学习毛笔或硬笔书法的，也无不繁、异、传承等都写（包括各种书体），其中相当多的字都不属规范字，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又掌握了一些规范字的原始写法而已，而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使用规范字和简化字。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象。 二、书法是一门艺术。书法艺术的主要功能是供人们欣赏，使人们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同时培养艺术品质，陶冶道德情操，净化心灵，创造精美的艺术作品。从这种角度讲，本无须计较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这就像书法家无须、也无人计较严格的汉字笔顺规则一样。有些简化字不好看，有些繁体字不好写，把不好看的写成繁体字，把不好写的写成简化字（也包括把不好写的繁体字写成简化字，把不好看的简化字写成繁体字），即可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又可求新求变，增强艺术情趣和艺术魅力。同时也应当鼓励书法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和善于创造出新的艺术写法，从而，把不好看的字写美，把难写的字写漂亮。 三、繁与简（此“繁、简”不指繁体字和简化字，而指的是繁杂与简单）在同篇中的混用现象古来有之。王羲之在《兰亭序》中用“於”也用“于”固然因为当时二字通用，但“求变”肯定是重要原因。求变而不论繁简，这在历代大书家的笔下可谓俯拾即是。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繁简，但在使用上却是大都不予计较的，他们往往是即师承古人又追逐时代。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古碑帖中看到繁、异、俗、传承等各种写法。也正因为如此，在历代书法昌盛时期所留下来的琳琅满目的作品中才体现出了百花争艳、竞相开放的局面。历史发展到只是多了一种简化字，为什么就不可以学习历代书法家的做法，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而推陈出新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芳林新叶催陈叶，世上今人胜古人。今人也终将成为古人。 四、不允许繁简混用与书法的字体形成矛盾。规范字的规范并未涉及到书法中的全部字体。即规范字的载体只有楷书（主要用于小学课本）和宋体字（主要用于字，词典等辞书的印刷）两种，而没有行楷、行书、行草以及隶书、魏碑的规范字。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字体当然也有本身的规范问题，但这种规范属于艺术范畴，而不是如同规范字的法律范畴。 由于繁简不能混用的制约，涉及到了行楷、行书、行草以及隶书、魏碑等这些字体时，便产生了许多矛盾和误判，把行草书草化写法误判成使用了简化字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在行书中，把繁体“楼”字写成“ 楼”，把“为”写成“为”，把“页”写成“ 页 ”等等，本是一种草化写法，却常有人只简单地认定这是使用了简化字，致使许多好的作品在评审中被扔进了垃圾堆。但要问行、草书中有简化字吗？实在是有许多人讲不明白。而如果允许繁简混用，就会立刻避免了这种误判。
五、繁体字和简化字不能混用，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制肘作用。一是，不论繁体字还是简化字，水平再高的书家也有自己认为写不好的字，不允许混用则进一步降低了书家创作精品的概率。二是，书家毕竟不都是文字学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文字的美化，偶尔忽略文字的繁简区分虽也不该却属正常。而不允许混用的严格把关，常常会扼杀一些高水平的作品。在评审作品时，由于一些评委对汉字繁简缺乏正确使用的辨析，往往出现误判现象。以上这些负面作用，都不利于书法艺术的推陈出新和全面发展。
繁体字和简化字在书法作品中的混用是没有多少理由需要封杀的，起码应当允许与不混用的作品并存在书法艺术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允许在“文物古迹”、“姓氏中”、“书法、篆刻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写书”等方面“保留和使用繁体字、异体字”，说明了《文字法》也是把书法艺术和文字使用分开对待的。也说明这种“允许”并不影响规范字、简化字的推广。同样道理，允许简化字与繁、异体字在书法艺术作品中并存，也不会影响汉字使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作为书法家或书法专业工作者，本没有必要自己设定一个无法律依据、不成文的“禁止混用”的规矩，而限制书法艺术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关于本次书法简净，八大山人书法特点的问题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我们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