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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和八大山人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两位伟大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被誉为艺术的瑰宝，充满了独特的个性和深厚的艺术修养。
徐渭是明代文人画家，也是一位擅长书法的艺术家。他的书法作品以典雅、细腻而又有力的笔触著称。他的字体流畅，筆劃饱满，线条流畅而有力。徐渭的书法风格独特，能够表达出深厚的思想和情感。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富有深意和内涵。
与徐渭相比，八大山人的书法作品则更加豪放洒脱。八大山人是明代著名的文人画家和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以豪放自如、倾注情感而著称。八大山人的笔法激情四溢，流露出自由奔放的个性。他的字体有时候带有点草率的感觉，但却别具一格，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徐渭和八大山人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艺术家的个人思想和情感，通过字体表现出来。徐渭的作品更加稳重典雅，充满了思考和内省；八大山人的作品则更加奔放豪放，充满了个性和激情。
无论是徐渭的书法作品还是八大山人的书法作品，都展示了他们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个人风格。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书法的艺术，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见证。他们用书法艺术表达了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他们的书法作品令人称羡，也令人深思，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徐渭书法，八大山人书法
徐渭的书法如同其绘画一样，用笔狂放，淋漓宕逸，不拘形似而神采殊胜，充满着豪迈之气。
徐渭的阳和廷捷诗扇属比较规整的行草书，迥然不同于其平素惯写的狂草，用笔姿态各异，不拘程式，线条颇具厚重感，其潇洒处可以与北宋大书画家米芾的字相比拟。
从这幅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徐渭的行草书曾受到米芾的影响，而两人书法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书法的点画与神采方面注入了画意。
徐渭的书法风格特征
在画上，徐渭往往以他特有的书法风格题写的诗文。徐渭用书法、诗文，进一步丰富画面内涵，深化主题，完整地展现他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比如徐渭名作《墨花图卷》中的一处梅花旁，他题诗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但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
徐渭画梅却不关注画梅花的画谱，只是信手拈来，就足以表现梅花的神采。牡丹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富贵之花，鲜艳华贵，富丽堂皇。
而徐渭对富贵之人，往往深恶痛绝，不肯相往来。但徐渭却喜欢画牡丹。徐渭画牡丹，纯以水墨完成，不施颜色，他的《花卉杂画卷》有一枝水墨牡丹，他题诗写道:
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
在这里，徐渭以诗明志，表明自己坚定清白操守、不苟求富贵的心志。在另一幅《墨牡丹》上徐渭又进一步阐明自己“贫贱不能移”的态度。
徐渭用泼墨的手法来画牡丹，虽然另有一种生机，但毕竟不是这种花的本来面目。徐渭说，像他这样的穷人，本性与梅花和竹子最适宜，与荣华富贵总是显得风马牛不相及。徐渭在有名的《墨葡萄图》画上有一首行书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首诗道出了徐渭的孤寂落魄、郁郁不得志及怀才不遇的心境，其书法字体也风格独特、奇伟怪诞、字势跌宕。
徐渭花鸟画题材虽然并不繁多，但上面题诗却极其丰富。徐渭还颇具道家意味。徐渭与许多当时的文人一样，是三教合一论者。徐渭在写意花鸟画上题写的诗文中，也常常流露出其对佛教禅宗的理解。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尚形式。徐渭是典型的文人画家，这些寻常的花卉题材，经过题诗，更加深化了主题，传达了他历经磨难而积郁在内心的不平之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气质，也显示出他对艺术和人生的深刻理解。
徐渭对绘画风格追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自出家意”。就是说，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模仿别人，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徐渭评价自己的绘画时说：“随手所至，出自家意，其韵度虽不能尽合古法，然一种山野之气不速而至。”
在绘画的功能上，徐渭提出“悦性弄情”的观点。他提倡通过绘画来实现愉悦性情的作用，释放真实的情感冲动。
对于情，徐渭颇为看重，他强烈地渴望摆脱一切人为的束缚，追求个性的放达与人格的独立，大写意绘画使得他个人内心愤懑的情绪直率而无所顾忌地得到宣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摆脱了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的束缚，而抒写“真我”性情。
徐渭任情使性地涂抹所呈现出的纵逸恣肆、水墨淋漓的风格特征，使他得到了情感上的愉悦和心灵的抚慰，也使他突破了传统的艺术理想。徐渭在谈论戏剧时，他认为，人一生是受着情感约束的，文艺作品对于情感的表达越真实，就越感人，易于流传。
徐渭认为文艺作品“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他看到真情是构成文艺作品审美因素的核心，是催发文艺作品审美功能的动力。
徐渭主张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和真情实感。所以他的画风更注重表达主体情感，从前人的笔墨程式与客观物象的束缚中得到解脱，获得了情感抒发的自由。
这种以抒“情”为主的观念，是对传统绘画中以体“道”为最终追求目标的突破，情感的真实性，使他的绘画艺术感染力增强了，对他整个绘画风格的形成，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渭在绘画的创作态度方面，提倡“游戏笔墨”的心态。在题画中，他常用“游戏”、“戏墨”这样的字眼，他的画不讲究精工细制，总是体现一种即兴挥毫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佛教“以无法为法”“法无定法”等理念的影响。
正是徐渭在绘画思想中，强调风格特征的个性化与个性情感的真实直率的表达，这使他在前人基础上，把写意花鸟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恣纵的笔墨形态，放浪于形骸之外的气质个性，使水墨写意的表现力大大加强了，徐渭以其崭新的笔墨语言，确立了独有的风格特征，实现了他对写意花鸟画传统审美理想的创变。
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摒弃了古典风格中雅正和谐、平和内敛的美，直接呈现出对立冲突的美。徐渭那种放纵的笔墨，也绝不是停留在技法上的写意，而成为他人性与情感表达的媒介。
其中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所具有的表现主义魅力，是古典写意画所不可能具有的美，而这也恰恰是艺术发展的新动向，是徐渭在花鸟画发展中占有开拓性地位的原因。
八大山人书法
八大山人的书法创作可分为五个时期：一，传綮期，主要学习欧阳洵；二，个山期，主要取法董其昌；三，驴期，主要学黄庭坚和《瘗鹤铭》；四，八大前期，在精研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笔法后，形成独特风貌，字体怪伟，但用笔还太方硬；五，八大后期，并行有两种风格，一种为八大前期画家书法的进一步发展，日趋圆浑，以悬肘中锋之法运秃笔，不求形似而极其朴茂雄健，另一种为小行楷，接近明代的王宠，藏头护尾，气格颇为深静。传綮期的作品，见于《传綮写生》册的题跋。用笔方圆皆具，结体劲拔险峭，法度森严，显是深得欧阳洵之法。个山期的书法，代表作为《梅花图》册的一开自题，有行书五绝一首，分行布白疏阔淡净，墨韵笔势圆劲苍秀，深具香光神韵。
驴期的作品，如《行书刘伶酒德颂》卷，全书57行，每行2字至5字不等，大小错杂，一气呵成。中宫收紧，四脚舒张，有英杰神俊的风神；用笔则痛快沉着。
八大前期的书法，用笔结体仍循驴期风格，但开始转向怪伟，这一点于《卢鸿诗》册明显可见。
八大后期的作品如《程颐四箴》轴、《河上花图卷题跋》轴、《则缶东坡居士书》轴等，沿袭前期书风而更趋苍茫、圆厚、平淡、老辣。运笔单纯出于篆书的笔意而无起迄的痕迹，提按极少出现，圆浑而简洁，虽然是行草书，却笔笔能断，很少用引带，不见有痕迹，显得格外淡泊、高古。笔墨以沉浑情韵，入禅合道，凄苦冷逸，脱尽尘俗之气。《小楷心经》则正是“绚烂之极，复归平淡”，浑无八大前期的怪伟，而直取晋唐古风，反映了他晚年心境之平和超脱。
明朝画家徐渭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正德十六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嘉靖二十六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炼、钱鞭、柳林、诸大绶、吕光升等号“越中十子”。
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视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董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又代作《贺严公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
嘉靖四十年徐渭40岁才中举人。
嘉靖四十三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嘉靖四十五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从此潦倒，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辽、北京，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府中教授其子李如松、李如柏兵法。在塞外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万历五年回绍兴，注释郭璞《葬书》。晚年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
他自己认为自己“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草书相当著名，发泄了愤世疾俗之气，被称为“明之草书，以天池生为始。”诗歌得“李贺之奇，苏轼之辩”，他的传世著作有《徐文长全集》，剧本《四声猿》，《歌代啸》，嘉靖三十八年撰成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总结宋、元南戏艺术。另外目前学界亦兴起一种说法，认为徐渭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
徐渭的绘画新颖奇特，打破了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的题材界限，水墨大写意花鸟笔势狂逸，墨汁淋漓，是写意花鸟画成熟的标志。与陈淳并称为“青藤”、“白阳”。徐渭在《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指出：“……画病，不病在墨轻与重，在生动与不生动耳。”他对后来清代八大山人、扬州八怪都有很大影响。郑燮自称“青藤门下一走狗”。近代画家齐白石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二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吴昌硕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
吴兑字君泽，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官兵部主事，后升郎中、湖广参议、蓟州兵备副使。隆庆五年升右佥都御使、巡抚宣府。吴兑自考中进士到号令一方，刚刚十三年，明代此前从未有过。个中原因乃吴兑乡试中举出于高拱门下，是高拱的得意门生。隆庆帝即位后，高拱因与徐玢争权，称病罢相回家，是吴兑单独把他送到潞河的。三年后高拱人阁为首辅兼掌吏部，也就破格提拔了吴兑。
当时蒙古俺答汗刚刚内附，其昆都力部、辛爱部还在观望中。吴兑有智有谋，且胆大心细，他趁俺答汗外出打猎，带五骑闯入其营，以犒师为名，查出了其部所抢劫的边民之马，遂以关闭互市要挟，迫使俺答汗所部归还。他又用厚礼结交俺答汗的宠妃三娘子，以便驾驭俺答汗部。万历二年升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使。万历五年，俺答汗远征瓦刺，将财物寄存于吴兑处，吴兑得情报泄露给瓦刺，使俺答汗兵败青海不得归。此后，吴兑又借朝廷之力使俺答汗东返，俺答汗更加依赖朝廷。万历七年，吴兑被召回京师加官右都御使辅助兵部。二年后以本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巡抚顺天。速把亥部寇边，吴兑早有准备，命总兵官李成梁将其击杀，余部溃逃。诏进吴兑兵部尚书仍兼右都御使，不久又升任太子少保，再拜兵部尚书。后因有御使弹劾吴兑附高拱、张居正，结交宦官冯保、王继先等去职，几年后病死。
吴兑孙吴孟明受门阴袭职锦衣千户，协助许显纯审理宦官掌管的锦衣卫刑案，因触犯许，被削职为民。崇祯帝即位后，吴孟明官复原职，再升都督同知、指挥使，掌管锦衣卫事。他居官贪，但因其是东林党人，所以博取了很好的声誉。吴孟明子、吴兑玄孙吴邦辅，袭父职在北司刑部做事。崇祯末年，给事中姜踩、行人司副熊开元因言下狱，崇祯帝欲置二人死地，吴邦辅想方设法最终使二人免于一死。
李成梁英毅骁健，大有将才。因家贫，40岁以生员袭职。初为险山参将，因屡建战功，明隆庆元年进副总兵官，协守辽阳。隆庆四年，擢为辽东都督佥事，驻节广宁。明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鞑靼插汉儿部多次进犯辽东。十年间，明三员大将相继战死。时值边备废弛之秋，成梁莅任即募四方健儿抗击蒙古、女真各部的侵扰，由是军声始振。万历初期，灭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子阿台部，数次大败插汉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计杀海西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李成梁有大将才。在整个明朝将吏贪懦，边备废弛的情况下，镇守辽东30年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前所未有。明廷旌表其功，万历八年，建石坊于广宁城内，增秩受禄数次。但他位望益隆，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随意侵吞；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不仅以贿赂权门朝士自固，甚至虚报战功，杀良冒级，为言官所劾。万历十九年罢官。其后10年，辽东边备益弛。二十九年李成梁复职，年已76岁，之后复开马市、木市，缓和了东北地区的民族矛盾；三十四年，李成梁错将万历初年时由他献议兴建，已“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家”的宽甸等六堡，以“地孤悬难守”放弃之，尽徙其民6万余户于内地，以大军驱迫恋家之民，虽为时论所谴责，但使辽东再次出现安定的局面。卒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享年九十岁，葬仰山之北。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明末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如何欣赏徐渭的书法
徐渭（1521—1593）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中文名： 徐渭国籍： 中国民族： 汉出生地： 山阴出生日期： 1521逝世日期： 1593信仰： 儒家主要成就： 书法，国画籍贯： 浙江绍兴目录个人简介生平概述细述生平才名早扬屡试不售从戎幕到牢狱潦倒的晚年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徐渭（文长）传原文译文书法成就美术成就泼墨写意画似与不似之间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画如其人徐渭年谱轶事典故徐渭诗词选海上曲谒孝陵诗廿八日雪《题墨葡萄诗》考证：《金瓶梅》的疑似作者著名小说《极品家丁》里的人物个人简介生平概述细述生平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从戎幕到牢狱潦倒的晚年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徐渭（文长）传 原文译文书法成就美术成就 泼墨写意画似与不似之间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画如其人徐渭年谱轶事典故徐渭诗词选海上曲 谒孝陵诗 廿八日雪 《题墨葡萄诗》考证：《金瓶梅》的疑似作者著名小说《极品家丁》里的人物展开 编辑本段个人简介他是诗人，他是画家，他是书法家，他是军事家，他是戏曲家，他是民间文学家 ，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禅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历史学家.编辑本段生平概述徐渭于嘉靖元年（1521年）出身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 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 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40岁才中举人。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链、钱鞭、姚林、诸大绶、吕光升等号“越中十子”。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视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姚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又代作《贺严公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 从此潦倒，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辽、北京，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1577年）回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晚年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编辑本段细述生平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画家齐白石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吴昌硕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徐渭在《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指出：“……画病，不病在墨轻与重，在生动与不生动耳。” 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才名早扬屡试不售徐文长，名渭，文长是他的字。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另外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文长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从戎幕到牢狱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潦倒的晚年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昌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书法成就徐渭的书法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编辑本段美术成就泼墨写意画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似与不似之间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画如其人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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