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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历史悠久而深厚。魏碑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魏碑始创于魏晋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书法风格，主要以行书为主。而魏体行书，更是魏碑书法的重要流派之一。
魏体行书作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吸引了无数书法爱好者的目光。魏体行书融汇了隶书和楷书的特点，线条婉转流畅，笔画丰满有力，富有韵律感和美感。其雄浑壮丽的气势和威严庄重的姿态，无不展现出魏碑书法的独特魅力。
在书写魏体行书时，要注重笔画的韵律和节奏感。每一笔都要有力度，要用力抬起笔，用力放下笔，方能形成纵横有力的笔画。还要注意书写的整体协调和平衡感，使每一个字都显得平衡而谐调。魏体行书的字形工整有力，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美感。
魏体行书不仅在书法的艺术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在文化传承和历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魏体行书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书法艺术的进步，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研究材料。
魏体行书作为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形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其独特的风格和韵味，使人们津津乐道，流连忘返。通过学习和欣赏魏体行书，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提高自己的审美和文化素养。让我们共同致力于传承和弘扬魏体行书的瑰宝，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书法魏体，魏体行书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康有为曾称誉：“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满。”集中概括了魏体书法的高度艺术成就。魏体，人们会自然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魏石刻为主的森严规整的正书联系在一起，提到行书，则会习惯地想到东晋二王或北宋苏、黄、米、蔡诸家峻逸洒脱之风格，而把二者合为一种书体魏体行书，熠熠闪光于书坛。这一书风，后人称之为“魏体行书”。
书法魏碑体
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康有为称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魏碑”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碑学以石刻拓本为主，还包括一些摩崖、墓志等刻在石头上的汉字的拓本，这些字都比较挺拔、稳重，相比之下，少些灵动。
帖学就是以手札、书信为主了，随意性比较强，比较真实的反正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
魏碑体书法字帖
1、《石鼓文》书家第一法则，上承金文下启小蒙
石鼓文是先素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其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素代小篆，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像清代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2、《张猛龙碑》魏碑碑刻书法典范《张猛龙碑》立于北魏正光三年，碑文主要赞颂鲁那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等功绩德行，属楷书书法作品，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之内。此碑的书法艺术风格，即险绝竣逸，又浑稳雍容:既奇趣灵动，又古朴典雅，通于文整中求庄和，庄和中求变化，自然流畅，逸与横生，是北魏碑刻中最享盛誉的作品之一，为精严雅正书风的代表。
3、《曹全碑》汉代康书碑刻典范
《曹全碑》系东汉王敞等人为部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书体为隶书，属东汉末隶书完全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现存中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其结字整，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堪称汉隶中秀美风格的代表，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4、《九成宫泉铭》唐代书碑帖代表作]天下第一书4《九成宫疆泉铭》是由魏征撰文、书法家欧阳询书丹而成的档书书法作品，为欧阳询晚年大成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推崇，视为楷书正宗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或天下第一正书”。此楷书帖约1200字，叙述了“九成宫”的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现收藏于宝鸡市麟游县碑亭景区。
5、《痿鹤铭》南朝楷书碑刻典范 大字之祖
《癌鹤铭》传为南朝陶景创作楷书书法作品，原刻于镇江焦山西麓崖壁上，因山崩坠入江中，后打捞出，只存五残石，现陈列于江苏省镇江焦山碑林中，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文物。此铭字体浑穆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是楷书，却还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它的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档书典范之一，被历代书法家推为“大字之祖”。
6、《郑文公碑》魏楷书碑刻奇珍《郑文公碑》撰刻于永平四年，传为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摩崖刻石、楷书书法作品，分为上、下两碑，皆是记述郑道昭父亲郑羲的生平事迹，此碑碑文最大的魅力在于集篆、隶、草之长于一体，用笔多圆笔篆，结体趋于横扁，左右开张，笔画则转多折少，笔断意连，可谓极正书之能事”，因而清代碑学兴起后被推为魏碑之冠冕。
7、《泰山刻石》秦代小篆典型代表 ](秦四山刻石之一
《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传为李斯撰文并书丹，属小蒙书法作品，与《峰山刻石》、《琅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原刻石总共222个字，四面均有刻词，其中的三面是赞颂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的功绩，另外一面是秦二世的诏书。在书法上，其用笔都是逆锋起笔回锋收笔，行笔不紧不慢、不偏不倚，粗细始终如一，圆转中裹挟的沉着与道劲，是秦代小蒙的经典之作。[ 详细>>]
8、《龙门二十品》魏碑书法代表作
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中包括著名的《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福镶灾而开龛造像。在书法上，其字体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9、《孔庙三碑》汉代康书碑刻典范
孔庙三碑是三块立于孔庙里的石刻德，即《了瑛碑》《礼器碑》和《史晨碑》，均为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品，是汉代隶书走向成熟规范的典型作品，也是后人学写隶书、模仿隶书的经典范本，其中《礼器碑》主要记述了鲁相韩救优免孔子舅族颜氏和妻族开官氏邑中野发、造作孔庙礼器、修饰孔子宅庙、制作两车的功绩，《乙瑛》记述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人来执掌礼器庙祀之事·《史晨碑》则记述了鲁相史晨关于祭祀孔子上星朝廷的奏章。
10、《崔敬邕慕志》 北魏经典槽书碑刻六朝志石之冠
《崔敬邕墓志》是北魏经典楷书碑刻，在北魏众多书法碑刻中属于精品佳作，碑刻文字结体有淳雅古朴之风格，在用笔上给人一种圆浑劲逸的感觉，时有拙趣，被后人称赞为"六朝志石之冠”。此碑在康熙十八年出土于安平，可惜不久即毁，目前传世原石拓本有端方、刘影、刘健之、陶心云、费念慈、潘宁等人藏本。
隶书书法
最好看的隶书作品如下图所示：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是在监狱里创造出来的字体。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
2、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
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魏体行书
开创有清一代魏体行书之先声者，当首推邓石如。其主要成就虽在篆、隶，但有一部分行书脱胎于魏碑也是明显的。如“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一联，即富有浓厚之北碑气息，其用笔力矫南帖妩媚纤弱之病，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只是他除魏碑外，很大成分还揉杂了篆、隶，不如赵之谦等家的魏体行书之显而易见。
赵之谦，清晚期著名书法家。早年师法颜鲁公，旁及何子贞，笔力雄强，结体宽博，二十多岁时便打下了坚实的颜体及行书基础。之后，他于《龙门二十品》、《张猛龙》、《郑文公》、《石门铭》、《瘗鹤铭》等造像、碑刻、摩崖无所不习，深得北碑三昧。他写北碑与何子贞、张廉卿等家不同，子贞虽于北碑受益匪浅，但其行书仍以颜体占主要成分，廉卿北碑功力虽深，却未免失于刻板。
撝叔则熔魏体、行书于一炉，既保留了用笔方中有圆、圆中寓方，结字茂密洞达、雄强跌宕之魏体主要特征，又赋予其灵动多姿、刚柔相济之新生命，使人前所未见、耳目一新。《书法》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所发行书四条屏，可视为其魏体行书之代表（附图略）。统而观之，其北魏书风显而易见，毋庸多言，熟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造像、碑刻者，不难辨出其渊源所在。然细而察之，却不尽然：起笔以方为主，方中有变（“云”起笔方，“诀”方中有变）；运笔中锋为主，正中有侧（“坡”中锋，“东”正中有侧）；转折时方时圆，时折时转（“湖”方折，“坡”圆转）；落笔或顿或提，或放或收（“文”捺顿，“之”捺提，“乎”钩放，“寻”钩收）。此等并未受魏碑用笔谨严的束缚。大小章法之处理更是解放了思想：结字或方或圆（“有”方，“也”圆）；或长或扁（前“叶”长，后“叶”扁）；或大或小（“授”大，“东”小）；或疏或密（“萌”疏，“耳”密）；或正或倚（前“叶”倚，后“叶”正）；墨色或浓或淡（“昔”浓，“寸”淡）；或干或湿（“节”干，“州”湿）；全幅虽系行书，尚偶杂以草字（“坡”、“蛇”等是）``````笔墨技巧、结字布局皆远远超出了一般魏碑之规矩，且把书法中种种矛盾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及完美的统一，使整体效果更臻佳妙。其后，西泠印社出版的《吴让之印存》，前有悲庵题记（均初本），开始近于魏楷，愈后行草成分愈多，却又始终不失魏碑之基调，可谓洒落自在，妙趣天成。 康有为，生逢清王朝行将崩溃之前夕，他早期的变法革新思想，在书法上表现得非常充分。理论上，他扬碑抑帖，虽未免有失偏颇，但意在振兴碑学。有诗云：“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晚年有诗跋曰：“千年来无人能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篆隶钟鼎哉！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苦无暇日，未之逮也。”这些诗文道出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真正追求。他传世之主要作品为变法失败逃亡归国后所书，落款钤印，除白文名章外，常配以朱文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康有为凭其渊博之学识、深广之阅历，回国后又“北游尽览秦、汉、六朝碑版”，寻理源流，预见发展，革故鼎新，另辟蹊径。北碑南帖兼而取之，籀篆汉分熔而铸之，创立出以魏碑用笔、体势为主要成分，兼有篆、隶笔法及行书结字特征之新体——康体。观其书，最显明的感觉是个性强烈，气势夺人，“不求点划，全以神运”，堪谓笔笔发于胸而达于神，大有“风雨集而江河流”之概！《书法》一九八零年第五期所发拙文《浅析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已作具体剖析，本文不再赘述。
有人评南海书：“气势虽好，然点划不太讲究，未免失于草率。”我以为不然：丁文隽先生之“不求点划”乃与“全以神运”相对而言，绝非草率之意。“讲究”者，法度规矩也。南海用笔非魏即晋，非汉即秦，渊源分明，守法循规，只是因合诸体于一腕，不经仔细咀嚼，很难溯出其源，自然招至一些看惯了那些亦步亦趋、依样葫芦、不敢越二王雷池一步者们的非议。若按这些“评论家”们的意愿，循规蹈矩写下去，书法艺术将永远只会是我们所熟悉的过去。至于有人借南海先生“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之说，评其自认腕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吾腕有鬼”显然为书家对自己臂腕驾驭笔墨的自信，好似腕肘常得神鬼之力，腕下时出“意外”之效果。 于右任，清末民初时期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一生，是不断实践，不断出新的一生。按其革新魏体行书及创立标准草书两个不同阶段，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非本文内容，略。）
右任初学赵孟頫，很快即转习汉、魏，尤其对北魏刻石，诸如摩崖、碑碣、墓志、造像等，广收博取，刻苦临习。他在药王山访碑时有诗云：“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在记述自己习字情景时有诗道：“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这些足可看出他对北碑感情至深和临习时所下的苦功。从他写的《茹欲可墓志》中可明显寻出《张猛龙碑》、《元怀墓志》、《龙门造像诸品》等用笔、结字之轨迹。然仅此还不能概括其全貌，见过他书丹的绍兴轩亭口《秋瑾烈士墓碑》的同好们，便不难发现其更明显的主要渊源乃《石门铭》，并同时融进了以《石门颂》为主的汉隶用笔、结字特色，堪称汉、魏结合之佳品。在由楷书向行书过度的过程中，于右任更是广开视野，上下求索，博采、容纳、综合，而后分化、更新出兼具秦、汉、魏、晋各种用笔特色、以魏碑体势为主要成分而又具有强烈个性的行书。
试以《右任墨缘》中为健民先生所作行书中堂为例分析（附图略）：虽从整体基调仍可看出浓重之北魏风骨，但就具体每一个字，已很难说出其源于何碑，若勉强“对号入座”，似乎有些机械和无大必要，甚至徒劳和适得其反。前边已经说过，于右任是熔铸诸家，自成一体。“熔铸诸家”自然不等于“拼凑诸家”，“自成一体”更不等于“混杂一体”。而应登高远望，揣摩其意趣，领略其神韵。可以看出，其用笔除揉合了篆、隶、草、楷（魏）各法之外，还灵活地运用了顿、挫、折、转、轻、重、虚、实、燥、润等各种笔法、墨法，加至在结字时，极尽其欹正、张驰、纵敛之能事，自然使人感到或雄浑宕逸，或奇险巧妙，或朴拙端庄，或高古逸致，可谓各尽其态，美不胜收。整幅效果更是出神入化，浑然天成。其有大量的行书作品流传于世，且愈晚愈妙。
纵观三人魏体行书，归而纳之：其一，不拘泥于一种笔法，熔篆、隶、草、楷、行诸法于一炉，“信笔为之”，而“碑”、“帖”意味皆出；其二，结字虽同基于魏碑，且都能得其神髓，但皆不囿于森严之魏法，三人体势各异，自有己法：撝叔、右任属“斜划紧结”型，南海属“平划宽结”型；右任重心偏下，南海重心偏上，撝叔则重心居中。从而创出各自风格不同之魏体行书，在我国近代书坛上各树一帜。
清中、晚期及至民国初年，由于碑学之中兴，宗法“北碑”为主而自立门户者，除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外，尚大有人在，诸如张裕钊、沈曾植、陶浚宣、李文田、李瑞清、曾熙、张伯英等，就不一一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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