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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书法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在梁朝,书法艺术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发展,不仅为当时的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
梁朝的书法以梁武帝梁世凯为代表,他非常重视书法艺术的发展,并且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梁世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君主,他不仅有着卓越的政治才能,更是一位文化艺术的鉴赏家。他热衷于书法艺术,鼓励宫廷文人创作,并且广泛收藏各类书法作品。在他的推动下,梁朝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梁朝的书法作品以楷书为主,注重笔画的工整和规范。梁世凯本人的书法作品以端庄、庄重为特点,字体秀丽工整,富有节奏感。他喜欢研究古代经典书法,将古人的经验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梁朝的书法家众多,其中以颜真卿和柳公权最为著名。颜真卿是梁朝时期的一位杰出书法家,擅长草书。他的作品笔势豪放,气势磅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柳公权则以行书闻名,他的作品字形秀美,笔画流畅,被誉为“天下第一行”。
梁朝的书法在当时被广泛流传,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朝的书法作品在形式、内容和技巧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后世的书法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总结来说,“梁朝书法,梁为观书法”,梁朝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和重视书法艺术的态度,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梁朝的书法家们通过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创作风格,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我们学习和传承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源。我们应该学习梁朝书法家们的精神,传承他们的艺术成就,让中国书法继续繁荣发展。
梁朝书法,梁为观书法
梁武帝是一位重视书学的皇帝。经余康宁先生研究,萧衍在书学上的贡献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正本清源,发扬传统,倡导书艺。梁朝政权建立以后,继承魏晋崇尚书法遗风,大力倡导书学。梁武帝首先从正本清源着手,号召人们学习将要被遗忘了的魏晋朝代的著名书法家钟_、王羲之书法,纠正当时人们学书爱附近习的风气,达到返朴归真。
他从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真迹中拣出一个字,每字一纸,打散之后交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成韵语以资推广。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王羲之书千字文。又将它摹成拓本,因而他是我国书法集字帖的首创者。他在反复研究钟繇书法之后,写出了重要论文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总结出钟繇用笔、结字、变化、救应等12个特点,引起了人们对钟繇书法的重视。
梁武帝与山中宰相陶弘景私交甚厚,陶弘景也是一位造请很深的书法家,因此梁武帝经常和他切磋书艺。陶弘景曾向梁武帝索要钟、王书迹,本来只要几卷,不料梁武帝一次就给他送去270卷,使他惋讶无已,可见梁武帝为了倡导书艺,是不惜代价的。梁武帝不但提倡书艺,他自己也爱好书法、善写草书、楷书和虫篆。淳化阁帖、大观帖、戏鸿掌帖等丛帖都收有他的草书脚气帖和楷书众军帖,三希堂法帖也收有他的草书一帖。
第二,收藏历代书画,认真考证鉴别。梁武帝广泛收集天下遗墨,命侍中朱异、秘书郎徐僧权将收藏的周、秦、汉、魏晋书画整理装裱,凡78帙,767卷,以及各类图书14万卷,用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藏于内府,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免遭散失。
对于后世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些书迹都经过梁武帝亲自鉴定,再由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满塞等人押署。鉴定历代书画,不但需要高超的鉴赏水平和文化素养,还要有严肃认真的鉴定态度。如王羲之手书的乐毅论,当时已被尊为秘宝,经梁武帝鉴赏后认为:逸少无甚板细书,乐毅论乃微粗修,恐非真迹。他又将这个意见告诉陶弘景,请他作进一步鉴定,陶弘景仔细观摩后也疑是模本。
后来,经过考证,王羲之的乐毅论是直接定在石上书丹,并未写在纸上,而传世的写本为后人所,证实了他们鉴定的可靠性。他与陶弘景在研究王羲之书法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王羲之不仕之后,一般不再作书,多由人代笔,而这个代书人是谁?他们没有轻易作出结论。这个发现也得到了后人的肯定。自隋唐以来,凡有梁朝内府押署的书迹,至今无人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见,梁武帝是历史上最权威的书画鉴赏家之一。
第三,提倡书学理论研究,提高书法艺术水平。从汉末至魏晋,书法创作已成为一独立的艺术,并产生了一批著名书法家。但对书法和书法家的分析,则显简略和抽象。针对这种情况,梁武帝提倡书学理论研究,亲自撰写书法评论文章,除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外,又把从汉末至梁34位书法家的作品逐一加以评论,写出了古今书人优劣评。
他在书中喻钟繇的书法如云鹤游天,群鸥戏海,对王羲之书法评为龙跳天门,虎卧风阙,这些评论,成为千古定论。又如他对萧子云的书法赞为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轲背剑,壮士弯弓,雄人射虎,心胸猛烈,锋刃难挡。评王僧虔书法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对羊欣书法的评语:奴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拟真。
这些评语言简意赅,比喻生动,为后世所称道。他还在芸陶隐居论书中谈到作书技法时说:运笔斜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撤短则法臃肿;拘则乏势,放则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它既是书法创作经验的总结,又是一篇极有用的书学教材。他的书学理论著作还有草书状、论书等,后人辑有梁武帝集。在他的推动下,不少人潜心书学理论,提高了书艺水平。
南朝受魏晋禁碑余威的影响,碑刻不多,到了梁,已逐渐增多,且所有碑刻书写水平极高。丹阳城东三城巷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有神道石额一对一,一正书,一反书,文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隶书而含篆意,笔法凝重,古朴浑厚,气势磅礴,决非一般手笔,书者失考。镇江焦山的瘗鹤铭,自宋朝以来,书家赞誉不绝,有大字无过瘗鹤铭、大字之祖之称。
宋朝书家曹士冕认为其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历代临写瘗鹤铭者不乏其人,能够得其气势神韵的,有唐颜真卿和宋黄庭坚,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全从此铭脱出。贝义渊所书的始兴忠武王萧澹碑被康有为奉为峻美严整之宗,极品中之上品,评其笔法如长枪大戟,实启率更。
认为此碑乃欧派之源清朝莫友芝亦认为此碑上承钟、王遗风、下开欧、褚门户,由此可见梁朝书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如果没有梁武帝全力提倡钟、王,可能唐朝以后就不知道有钟繇、王羲之,更不会出现全面鼎盛的唐朝书法。
梁朝才书法
成就:
1、“佛画之祖”:曹不兴
曹不兴,亦名弗兴,三国时著名画家。孙吴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黄武年间(222—229年)享有很大的声誉。被称为“佛画之祖”。与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并称“六朝四大家”。又与赵达的算术、严武的弈棋、皇象的草书等号称“吴中八绝”。
曹不兴善画龙、虎、马及人物,有“落墨为蝇”等传奇故事,其佛画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相传其所画龙头令谢赫叹服不已。画迹今已不存,据《贞观公私画史》载,作品有《青溪龙》、《赤盘龙》、《南海监牧进十种马图》、《夷事夷兽样》、《桃源图》等,惜早已散佚。 但之后的著名画家卫协直接师承其法。
主要成就:与顾恺之、陆探微等,并称“六朝四大家”;与皇象善书、严武善弈、赵达善数等,并称为“吴中八绝”。
2、“疏体”:张僧繇
张僧繇,字号不详,吴郡吴中(今江苏苏州)人。南北朝时期梁朝大臣,著名画家。
梁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苦学成才,长于写真,并擅画佛像、龙、鹰,多作卷轴画和壁画。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出自于有关他的传说,记载他在金陵一乘寺用讲求明暗、烘托的“退晕法”画“凸凹花”,有立体感,可知他已接受了外来的绘画技法,“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很像现在的速写,被称为“疏体”。
今有唐人梁令瓒临摹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传世,现已流往日本,但这幅画的用笔和记载并不相同他还善于雕塑,有“张家样”之称。
张僧繇的绘画艺术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并称为画家四祖,唐朝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都远师于他。
3、以书法入画:陆探微
陆探微,汉族,吴县(今苏州)人。南朝刘宋时期画家,在中国画史上,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他把东汉张芝的草书体运用到绘画上,可惜今已难再见到他的画迹。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载有他的画达七十余件,题材十分广泛,从圣贤图绘、佛像人物至飞禽走兽,无一不精。
与东晋顾恺之并称“顾陆”;连谢赫的《古画品录》中也对他推崇备至。他是江南苏州一带最早的杰出画家之一。为了研究其遗风,撰者随文附有同样画风的作品数件,以资参酌比较。4、中国画祖、山水画祖:顾恺之
顾恺之(348年~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汉族,晋陵无锡人(今江苏省无锡市)。东晋杰出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因为他有对文学和绘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于是人们称他为画绝、文绝和痴绝。
顾恺之博学多才,擅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为观书法
该书法还不错。
梁为观的书法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其中的“形”是指点画线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书法空间结构,所谓的“神”主要指书法的神采韵味,这两样在他的书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其书法的点画线条,具有力量感、节奏感和立体感。
其书法在书写时点画深藏主角,有往必收,有始有终,展示了行笔的力度。中间行笔取涩势中锋,使点画线条浑圆淳和,温而不柔,力含其中。梁为观书法的空间结构合理,书法的点画线条遵循中国汉字的形体和笔画顺序原则的前提下交叉排列组合,分割字体空间。
梁国治书法作品
非很名气的大名家作品,没有拍卖成交价参考的。
请注意:可以拍卖,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不等于就是卖出去了。委托拍卖合同和货物买卖合同不同:委托拍卖合同是帮拍卖物品,不代表就是成功卖掉了;货物买卖合同才是卖掉。
清代书法家梁巘
(据考证,约在1710-1790年)。梁巘是清代中叶颇具影响的知名书家,书法博涉诸家,而以工李北海(李邕)书闻名大江南北。杨守敬《学书迩言》中曾评云:“梁山舟(同书)领袖东南,梁闻山昌明北学,当时有南北二梁之目,诚为双壁。”①
据《亳州志》记载,梁 巘四岁能诵《毛诗》,十二岁读完经、史,弱冠时随兄梁峰就读于金陵(南京)“钟山书院”,业师陈师古。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五十多岁时再赴京师赶考,仍不第。遂寄寓京城以卖字为生,偶遇精于书法的成亲王永王皇(乾隆皇帝第十一子),赞其:“执笔好,入门正”。后被永王皇 举荐给乾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已经53岁的梁 巘被乾隆,敕授为文林郎壬午科举人,同进士出身,在卤咸 安宫任教习,不久即放任湖北巴东县知县。巴东是个贫脊的山区小县,人口少,财力维艰。梁巘在巴东任知县九年,因为人耿介,不善缝迎,未能升迁。后以母亲年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辞职回到家乡亳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张佩芳到寿州任知州,亲自到亳州延请梁巘出任寿州“循理书院”山长(院长),此时,梁巘已经六十五岁。
梁巘在寿州主持循理书院长达十数年,其论书笔记《闻山评书帖》、《承晋斋积闻录》等均是在寿州讲学期间整理而成。在寿州的十余年中,他除了向门生弟子讲授经史之外,还向他们传授书法技法与学书旨要。他在《承晋斋积闻录·执笔论》中说:“吾课循理书院十余年矣,忆初至时,以执笔之法授人,无不谓为古人执笔不必尽如是,且诬以为欺人,及今得吾执法而字学长进者有数人,而人始息其讥而信之矣。”②由此可见,他在讲学期间有意带了一批书法弟子,并把他一生的学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这对寿州地区后来习书之风大盛并成为江淮地区有名的“书法之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青年书家邓石如(1743-1805年)继承父业到寿州设馆教书。他此行到寿州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仰慕梁巘的书法及为人,希望能在寿州结识梁巘,拜梁为师。当时梁巘已名闻大江南北,邓石如尚是初出茅庐的一介寒士。无论从年龄、资历、学养各个方面,梁巘都堪当邓石如的老师,但梁巘看了邓石如为循理书院诸生刻的印章和用小篆写的扇面后,十分欣赏邓石如的天赋,赞道:“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轹数百年之巨公矣。”梁巘以伯乐的眼光,认定邓石如将来能成大器,如果纳邓石如为弟子,反而会束缚邓以后的发展,因此不让邓对他执弟子礼,而是以朋友、知音的身份对邓石如的学书与治印给予启发、指导和帮助,一方面为其指点迷津,鼓励邓深入精进,后来又亲自写信把邓石如介绍给他在金陵的好友梅文穆,为邓石如在艺事上的深造和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梁巘生长于碑帖代谢之际,是最早提倡取法周秦汉魏的书家之一,其书法实践与书学思想对清代中叶碑学书风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书学上,他虽然不像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大张旗鼓地崇碑抑帖,但对碑和帖都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其论书笔记《古今法帖论》中,他对周代的金文、汉魏的碑刻都给予极高的评价,③开清代碑学研究之先声。这在馆阁体流行的清代中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民国时期知名书家张树候先生在《淮南耆旧小传》中对梁巘的生平与书艺曾作过如下评论:“自元明以来,书家崇尚阁帖,讲碑者少焉,梁先生当碑帖代谢之际,曾著一书,论汉魏六朝各碑版,并略论摹写先后之宜,顾虽考究及之。至于临摹,则谦逊未遑也。惟规模李北海,然不为所囿,风神韵味。如碧梧翠竹,清和宜人,所书以行草为胜,大楷次之,意在传世。……致仕后,主吾寿书院讲席最久,以故石刻墨迹,至今吾寿为多。”④这里,张树候所说的“尝著一书”,指的是梁巘在寿州讲学期间所撰写的《承晋斋积闻录》。此书民国三年曾由安徽省官纸印刷局出版发行,并有手抄本流传于民间。198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在整理出版《中国书学丛书》时,对该书进行了点校再版,全书共分《古今法帖论》、《名人书法论》、《自书论跋》、《执笔论》、《学书论》、《砚论》、《印章论》、《杂论》等八个方面。系统、全面地记述了他对书学各个方面的体悟和认识,其中有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论述十分详实和精审。如在《学书论》中提出:“学书如究经,先宜博涉,而后返约”,“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学古人书,须得其神骨、魄力、气格、命脉,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⑤这些观点对当时及后来的书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巘一生,书碑较多。他在寿州循理书院讲学时间最久,留传下来的碑刻墨迹也最多。梁巘在《自书论跋》中曾记述他为亳州、寿州、泗州、江宁、扬州、宣州、安庆、桐城、苏州、徐州等地书写碑版53种。在他的家乡亳州只有8种,而在寿州的碑版书却有17种之多,居各处碑版数之冠。他在《自书论跋》中曾说:“吾所书诸碑,以寿州《报恩寺》为最,《孙氏乐输记》次之。《乐输记》古厚结实,冠诸碑之上。”⑥这说明他在寿州地区留下的碑刻书法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多是精品。从我们搜集的情况来看,梁山献所书碑刻书法有据可查的有六十二块,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亳州七块:汤陵碑、卤咸平寺碑、书院碑、江公救灾碑、都困李公德政碑、刘公墓志铭碑、贝叶经记碑。
寿州十五块:循理书院碑、八蜡庙碑、先农坛碑、真武庙碑、白龙潭龙王庙碑、刘黄二公祠碑、奎星楼碑、城土皇 庙碑、孙氏乐输记碑、报恩寺碑、赵松雪七字跋、阴骘文碑、裕备仓记碑、太上感应篇碑。
凤阳五块:城隍碑、阴骘文碑、鼓楼碑、宜楼记碑、严公血石碑。
泗州四块:泗州治碑、玻璃泉碑、释迦寺碑、义姑祠碑。
江宁三块:表忠祠碑、八祠之约碑、方氏节孝碑。
扬州三块:康山碑、史阁部碑、张观察唱和诗碑。
安庆九块:巡抚题名碑、喜雨碑、爽襟楼碑、阁抚台祖星海公墓志铭碑、阁抚台父墓志铭碑、阁抚台传碑、大观亭记碑、玉溪诗刻、关帝庙碑。
当涂二块:卞孺人墓碑、重修当涂县学校碑。
山东峄县二块:汉丞相乐安侯记碑、十里泉唱和诗碑。
苏州一块:苏州府题名碑。
婺原一块:王氏碑。
桐城一块:捐科举盘弗碑。
徐州一块:杨公诰封碑。
宁国一块:重修北楼记碑。
歙县一块:鲍君家传碑。
武进一块:钱孺人传碑。
阜阳一块:侯选丹徒县训导王公墓志铭。
山西大同二块:钦定功臣列传碑、重庆总兵任勇烈公传碑。
上述碑刻大部分是在寿州讲学期间所书,从地域分布来看,也是以寿州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书碑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书刻之精,在清代中叶堪称首屈一指,从中可以看出梁巘书法在清代中叶所享有的声誉。裴景福在《承晋斋积闻录》裴印本序中说:“自董香光后,虽以诸城(刘镛)之圣,挥毫落补考褚,尚偶以姿媚媚人,惟先生(梁巘)与张文敏(张照)不愧书家朴学,读是录当益信矣。”梁巘所处的时代,正是“朴学”思潮兴盛的时代。裴序将梁巘书法比作“书家朴学”,十分恰切。也使我们看出,梁巘的书法实践及清中叶对碑刻书法的重视与朴学的兴盛是不无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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